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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袁治军 来 源：《中国慈善家》2019年2月刊
刘东华
正和岛创始人兼首席架构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始人
“我想要这个世界因为我的存在、我的努力而变得更美好一些，哪怕一点一滴。这种想法不是被触发的，而是天生的。”
做布道者还是践行者？这个问题曾困扰刘东华多年。
多年前他想成立一个“人类共同价值观课题组”，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置于一个逻辑框架下，形成一个《地球村村民公约》。
“不管什么利益集团，不论什么族群，都必须以地球村全体村民的整体利益和未来利益为前提行动。”
让刘东华暂时放弃这种选择的原因，不是他做不了，而是他意识到，古圣先贤，早就把人类的一切问题都说透了。
“人类还是在朝相反的方向走，你用新的方式再说一遍没多大用。人类这几千年，进化的是聪明，是工具理性，退化的是智慧，是价值理性”。
转身，他在2011年创立了正和岛。
或者，在那之前，刘东华就已经不自觉地行走在践行者的道路上，只是彼时，他还未将自己的身份做概念化诠释。
1992年，自他在经济日报社创办《民营经济专刊》，他的人生，就与中国企业家群体被时代捆绑在一起。此后，不论是创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抑或正和岛，一连串创业背后的逻辑思考，都只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
做一名为中国企业家群体寻找精神归宿、让商业世界越来越美好的践行者。
企业家是追求生命意义、生命价值最大化的人
问：您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的成长之路，您是否总结过，什么样的人能成为企业家？
刘东华：企业家是一种小概率的存在，越大的企业家，其出现的概率越小。在我看来，企业家都是天生的，他们是非常特殊的一类人。
问：天生的，为什么您会这么说？
刘东华：企业家的基因和别人不一样。这种不一样首先体现在他做任何事情的动力，全部来自于内心。
许多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都有一种讨价还价的心理，就是你付我多少酬劳，我做多少工作。但企业家不是，企业家是主动去寻求一种改变，对自己命运的改变，也是对世界的改变。
当他主动去寻求改变发生的时候，他无法计较个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
企业家之所以能成为企业家，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是用心在看未来、看这个世界最珍贵的东西，而不是用眼睛。所有真正珍贵的东西，眼睛往往是无法看到的。《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决定着后面的一切。
马云借用过一句话，说大部分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少部分人因为相信而看见。这里第一个“看见”，说的是眼睛，第二个“看见”，说的则是心，不用心是看不见的。
举个例子，莱特兄弟为什么敢造飞机上天？所有人都知道飞上去掉下来就会殒命，但莱特兄弟却看见了人类一定能实现的另一种状态，他们要做的，就是不惧生死把那种状态呈现出来。
企业家的看见，和艺术家、科学家的看见也不同。艺术家能把自己心中所见借助某种形式，例如绘画、谱曲表达出来；科学家可以借助公式证明自己看见了什么。但企业家不能，企业家唯一能做的，是把各种资源、各种人才组织起来，说服那些看不见的人，和他一起相信他“看见”的价值并最高效率地实现出来。
问：在您创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正和岛的过程中，您看见了什么？
刘东华：全世界对企业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我从领衔《中国企业家》杂志到创办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到正和岛这个过程中，逐渐清晰地对企业家拟出了一种新的定义。
企业家是通过商业的价值创造，追求生命意义、生命价值最大化的人。
什么是生命意义、生命价值最大化？我们以李嘉诚为例，如果仅就满足个人欲望来说，他的财富早就可以满足他任何需求，他应该多少年前就没有工作的动力了，对吧？
但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他年事已高仍然无比勤奋，这说明他一定有远超小我欲望的更高追求。
这种追求，不就体现在怎么能够为更多的人、为更远的时空带来更大的价值么？当他们在为更多的人、为更远的时空创造价值，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种公益。
天生拥有公益人格的人
问：说到公益，您曾把社会企业家评价为这个时代的英雄。那么，什么是社会企业家？您为何给予他们如此高的评价？
刘东华：我在公益界算外行吧，对于社会企业家，我只能说说自己朴素的定义。
狭义的社会企业是指企业用商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一开始就定义为不分红。
不论是投资人还是管理者，或者主要的价值提供和创造者，他们都不能从企业经营过程中获得分红，但他们是在用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但我说的社会企业，与狭义的理解不同。社会企业未必不分红，它们就是企业。这些企业从诞生之初，就是用公益的心态和商业的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些企业的创立者们，就是社会企业家。
他们与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有区别，商人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社会企业家不是，他们是为了生命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最大化而战。
说到这里，我想引申一下。许多年前，我们就说西方的商业理念和商业模式已经到头儿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成了西方企业和国家一个公认的，或者说一个不能被质疑的基本理念。我从第一次听到就感到疑惑——股东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忽略和伤害，这是不可能走远的。
问：比如您创办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和正和岛？
刘东华：这是非常好的两个案例。
我在创立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时，因为没办法以社团的形式注册，所以是以公司的形式在工商局注册的。
我自己作为出资人和大股东，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立之初就承诺，永不分红，永远不从这里拿一分钱的薪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公益行为，它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或者说狭义层面的社会企业。
但是我觉得正和岛将是一个新型的，上面所谓的广义的社会企业，它不但有股东，而且将来还可能会上市，大家该分红就分红。
但我作为创始人不是为了赚钱而做正和岛的，如果只是为了赚钱我根本不必做这件事，正和岛就是为了解决巨大的社会问题而存在的。这个社会问题就是企业家们所代表的巨大需求，他们需要一条内有尊严、外有尊敬的成功之路。
问：在这个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刘东华：创立正和岛，说难也特别难，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难和不难都在自己身上。
最大的困难，在我看来很大程度上是我太自信了。因为自信，所以就觉得这件事怎么做都会成功，甚至自己用不着像过去那样辛苦，那样拼命。
比如创办正和岛初期，我一直希望团队承担更多的事情，因为是一件创新的事情嘛，这样能让年轻人、让团队成长得更快。但其实这是一个借口，是放弃自己职责的一个借口。
作为一个创业公司，创始人作为灵魂人物如果缺位了，下面所有人都会缺位。可能看上去是我给大家提供了舞台，放手让大家去做，但绕了一圈，发现根本不能用偷懒的方式进行授权。有些事根本绕不过去，该你做的，该你承担的，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你。
马云曾经跟我说，创业就是“惹祸”，你自己惹那么大的祸，怎么能指望让别人替你去扛？最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自己扛。
我当时自信地说，我最擅长的就是找人、用人，但实际上从正和岛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在找人、用人方面下的功夫也是远远不够的。以前很多企业家都梦想50岁能退休，后来发现那是一种奢望。
对于一个创业型企业而言，至少在前20年的时光中，最大的不可替代性就是创始人，而越是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起的企业，找到一个理想的继任者就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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