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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的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笔者细读了从国内带去的大部头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并与英文原著相对照，还专程去芝加哥拜访了该书作者——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教授，对一些问题加深了认识，感觉收获不少。

戈登教授是美国研究通货膨胀、失业和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其历时4年写作75万多字的这部书，2016年一经出版，就入围了当年的《金融时报》和麦肯锡最佳商业图书奖，至今已重印9次。在交谈中，戈登教授说，这部书除了中文版外，还出了日文译本。可见，不只在美国国内，其他一些国家也对此产生很大兴趣。

在世界经济史以及国别经济史的研究中，不乏一些时间跨度大的著述成果，如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沃尔顿和罗考夫的《美国经济史》等。戈登教授的这部书，最大亮点莫过于英文原著封面醒目的副标题“内战以来美国的生活水平”（the U.S. standard of living since the Civil War）。也就是说，作者在论述美国一个半世纪史诗般的经济进步历程时，主要是基于普通民众的视角。在与戈登教授的交谈中，他强调这是他全书的主题，也是最鲜明的特色。普通民众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他笔下很多生活改善的细节，是GDP指标遗漏或完全忽视的内容。

再有，戈登教授在书中还拓展了以往研究参考贝克尔“时间分配理论”对生活水平提高的定义，加入了工作负效用的降低（工作时间缩短、工作强度减轻、工作性质带来的不适感消退等）、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后闲暇和居住地选择的间接影响）两个新的维度，从而使生活水平的内涵超出了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家庭生产和闲暇时间的价值的范畴。我认为这也是这部书的一大特点，尽管不少拓展的尝试是定性研究，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在交谈中，戈登教授对此也充分认可，认为从食品、服装、家电、住房、出行、休闲、健康以及工作环境方面，能够比较全面地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表示这一分析框架适用于其他国家类似问题的研究。

戈登教授提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创新。他把美国1870年以来的一百年称为“特殊世纪”（special century），无论是测度生活水平最常用指标——人均实际GDP的增长，还是因统计遗漏、测度误差而低估的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都远高于1870年之前和1970年之后的水平。美国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令人惊叹，这一切都是由一系列伟大发明（great inventions）推动形成的。在交谈中，戈登教授澄清道，1970年以后的生活水平（人均实际GDP）不是没有提高，只是变为渐进式进步，无法重复“特殊世纪”的革命性进步。

美国“特殊世纪”人们生活水平划时代的提升，反映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的重要性和广泛影响。相比之下，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的范围较窄且持续时间较短。在交谈中，戈登教授表示尽管这一观点引来很多争议，他仍然坚持己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强调要把创新速度与创新影响区分开来。他解释道，美国以专利数量衡量的创新活动一直很活跃，2006-2016年增长了27.9%，高于1996-2006年24.2%的增速，甚至比1956-1996年平均每十年增长17.4%的速度更快；而衡量创新影响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6-2016年的增速比美国有史以来的任何十年都慢。未来新的技术进步也不太可能像从打字机、卡片目录转变到个人电脑、互联网那样，以相同数量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在交谈中，我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如：数字技术的进步增加了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存在被低估的倾向；实施某些适宜的改革政策，也能起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不过，他并不赞同。事后想来，戈登教授对如今层出不穷、眼花缭乱的创新泼下善意的冷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以更长的视角看，与一百多年前发明和创新带给经济的革命性进步相比，现在的一些创新可能还没有傲人的资本。

对于我提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影响范围较窄、持续时间较短的结论是否适用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问题，戈登教授讲到他新近的研究，发现西欧国家、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尽管采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创新晚于美国，但从自身纵向比较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都出现了类似的放缓趋势。

对于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戈登教授认为将会遇到收入不平等加剧、受教育程度提升放缓、婴儿潮一代退休、政府债务持续增长4大阻力，其中最主要是不平等加剧，使得创新收益无法得到广泛分享。访学期间，我也感到这一问题受到的重视。在哈佛广场一侧的coop书店里，有关不平等话题的书籍一直被摆在显眼位置。除了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及由此衍生的《皮凯蒂之后：经济学和不平等的议程》《反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外，还有赫尔普曼的《全球化与不平等》、奥思特里的《直面不平等：社会如何选择包容性增长》等多部新著。

如何克服这些阻力，戈登教授提出一揽子的政策考虑，很多在国内已有评论和详细介绍，在此，我想就提得较少的“累退性规制”（regressive regulation）谈些体会。就我所阅读的文献来看，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林赛于2015年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累退性规制的改革问题。他指出美国累退性规制的主要表现为：版权法和专利法准予的过度垄断特权，高技能移民限制，因职业资格许可限制而受到保护的现有服务提供者，土地利用规制造成的人为稀缺。以职业资格许可限制为例，尽管必要的规制可以促进供求信息对称，但过多的职业资格许可会减少就业机会和抑制竞争。白宫2015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美有超过25%的就业人口需要职业资格许可，其中大多数许可由各州设定。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州一级获得职业资格许可的就业人数占比增长了5倍。据估算，职业资格许可限制导致全美损失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并增加消费者支出1000多亿美元。林赛认为，累退性规制的改革兼具促进竞争和鼓励创新、改善收入分配的多重效应，不同于税收和预算政策、金融监管、医疗保险筹资等议题的政治辩论，改革累退性规制能够得到进步派、保守派以及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多数支持，是最有希望重振美国长期增长的改革举措。

临别时，戈登教授提到上次到访中国还是2008年，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跨越”给予很高评价。我想对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国情的两个国家来讲，遇到的问题有所差异，但人们对经济进步和生活改善的追求是相通的，在这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要做的都很多。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刘涛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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