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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河南老乡本家张仲景写了一本医学理论经典——众所周知的《伤寒杂病论》，即现今《伤寒论》之原本，将中医学从实践经验层面上升为辩证施治的理论高度。张仲景也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医圣”。
《伤寒论》现今依然是中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目。受伤寒侵扰的人体是病体，读《伤寒论》的目的是要了解人体因伤寒致病的机理，从而辩证施治使之康复。没有人不是为了医治病人而读医书的，没人是为了维持病体而学医者。
《伤寒论》在分析了伤寒致病的机理之后，还给出了上百个至今都还在使用的中医处方，近两千年来拯救了无国人的痛苦，中华民族的繁衍壮大与之也不无关系，张仲景医圣之名当之无愧。
但医药治病只是恢复人体健康，是事后诸葛措施，中医的更为核心的部分其实是养生。养生是预防为主，是要打造一个强健身体，从根本上可以抵抗损害。事前积极预防，病后辩证施治，构成了中医学完整的健康思想。
说到养生，得提一下和张仲景同时代的另一位医圣华佗的“五禽戏”。华佗五禽戏据说源于《庄子》中的熊经鸟伸“二禽戏”。据《后汉书方术列传华佗传》记载：“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后汉书》将华佗归为“方术列传”，佐证了当时医学地位，是属于方术之一，而从先秦到东汉，包括做大了的道学，其实都一直是在谈论“养生”，寻求以一个健康的身体而能寿比南山长生不老。
健康的身体当然算是一个美好的东西了。但深层次的问题是在哲学的认识论上，即究竟什么才是“美”。
这个问题困扰了人类几千年。几千年里，人类一直都在试图从客观事物当中窥知究竟什么是美以知道自己的行为方向。从远古兆龟数蓍的纹理占卜，到王守仁面竹打坐格物致知；从古代帝王的真命天子，到陈胜吴广剖鱼取符，再到几天前称受妈祖托梦而宣布参选；从有神论的神定一切，到无神论的物质决定精神……直到十八世纪，英人大卫休谟才以“休谟法则”基本解决此问题。可惜的是，对休谟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认识论有所了解的人，远远没有依然为有神还是无神而争论甚至战斗的人多。
但是，没有同一的美学概念，并不耽误人们在各自的美学概念之下对自认为的美好事物的追求。“方术之于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强或尚弱”（《关尹子宇》），“若若乎回也，戛戛乎斗也，匆匆乎是而非也”（《关尹子宇》）。环肥燕瘦，东施效颦，不一而足。衣冠楚楚和丐装便服擦肩同行市井。
至清，江浙文人画士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而龚自珍却说“江浙之梅皆病”！不惜重金狂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自建病梅馆以养之，“既泣之三日，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还感叹自己地少无暇：“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龚自珍托梅议政妇孺皆知，故不必再对梅之曲直多加微辞。但在龚时代之后，西人马克思则是直面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了。
马克思以无产阶级代表人的身份自居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又用余生的时间写出《资本论》来为《宣言》作注。因为世人做事都习惯需要一个理由，此谓“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光靠宣言喊口号不行，必须给出这样做的理由依据，资本论就是宣言的依据。
这就好比病人去看医生，医生一声不吭给你开个处方，病人就会心中不安，会有一种被应付被打发的感觉。病人还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病、怎么得了这个病、它有什么危害、以后怎么预防，如果医生能花点时间给病人讲一讲，即便是他并不一定听懂了，病人也会对医生心存感激倍加信任，医药效果未到，心理作用已疗伤于先了。
马克思的宣言和资本论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合在一起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病人的一部“伤寒杂病论”。资本论是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对伤寒的病因机理分析，宣言则是医圣在伤寒杂病论中给出的处方。
张仲景因《伤寒杂病论》而称医圣，众望所归众口一词。但马克思的经济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的名头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有人潜心揭露批判之，有人发誓保卫拥护之。其实，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病人的病因病理分析究竟到不到位，一点都不重要！这就好像医生开出来的处方的有效性，和医生是健谈还是寡言并无关系一样。
问题的根本只在于，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有病！
张仲景华佗面对的是生物学的人，所做分析和处置，都属于认识论当中的“事实判断”，判断的是否正确，是不是那么个病理，用他给出的处方就可以加以证明，后人也可加以重复验证。
但马克思面对的并不是自然事实，而是人类社会的是是非非和利益之争，典型的价值判断问题。马克思自己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者，所以才会不惜心血要给自己的政治主张寻找客观依据。但是，马克思不幸心血枉费了——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这个事实判断，和资本主义是好是坏去留存废这个价值判断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即两者分处于休谟所说的事实与价值“二歧鸿沟”的两边。
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发展下去结果如何，这在学界几乎是不争话题，因为事实就摆在世人面前。但这个结果这个事实好不好要不要，则是永无休止的话题，因为世人各具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
资本主义其实就是一个人生赌场。你是想问问进出赌场的赌徒们赌博好不好吗？能有一个一致并且永恒的答案吗？即便是法律明文规定赌博违法，还可以换个问法“博彩业好不好”嘛！
关于革命和稳定哪个好，鲁迅先生有过精辟总结：“已经阔气的要稳定，尚未阔气的要革命”，一个典型的休谟说法。但将鲁迅此论用在赌徒身上却还不管用。对于赌徒，几乎是众口一词赞成赌场存在，一夜暴富的还想趁着运气再暴富一把，一贫如洗的还想有个翻盘的机会。如果赌场关门了，两种人就都没了念头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生赌场就是这种状态。
赌场，认的只是赌徒手中的赌资。现在在中国，博彩业已经荣耀归来，在“补课”论指导下，争论最多的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赌场的好坏存废了，而是什么东西可以用来当做筹码的问题。是权力？是钞票？是智力？还是体力？同样的，你去问问有权的无权的、有钱的没钱的，问问白领和蓝领，答案永远会让你找不到北。
现在官方媒体上披露刑事案件的时候，往往会按要求抹去一些犯罪细节和画面，目的是防止心智不成熟的人效而仿之，起到事与愿违的不良效果。
龚自珍建立病梅馆立志救治江浙病梅，殊不知事与愿违。因为他愿意重金购买病梅，反倒是促进了病梅产业发展，有人即便是自己看着自己养的梅都难受也不愁销路——有老龚这个大买家呀。
同样，马克思写出资本论，本想是为《共产党宣言》做个理论铺垫和支持，免得宣讲宣言时干巴巴的，不曾想这个资本论竟被一些人视为资本主义赌场的“千术”，本想是揭露抽老千的丑行，却让多少想抽老千的人如获至宝。
马克思的不幸，只在于他没有看清人们固有的自私自利和普遍的嗜堵成性，在于他执意选择了“关闭赌场”。
但这一切，还都并不可笑。可笑的是，有人从资本论这部社会《伤寒论》中读出了如何得伤寒，把资本论当成了如何发展经济的教科书。
还有更加可笑的——马克思并不是要消灭私有制商品生产，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现在美国的资本主义。
呜呼！马克思！九泉之下只能任人褒贬蹂躏而再无辩说之力了。
看官，你读过《资本论》吗？你又读出什么来了？是看穿了资本的老千术？还是也学会了抽老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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