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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在显著增长的同时，收入的分配却越来越不平等（赵人伟、李实，1997；万广华，1998；李实、赵人伟，1999），并由此导致其对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贡献显著提高（林毅夫等，1998）。这使得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研究变得十分具有吸引力，并由此引起了学者们对于其形成原因的广泛讨论（万广华等，2008；邹薇、张芬，2006；万广华，2004）。
张平（1992）的研究发现，区域间收入不平等是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开，直接源于农村居民因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不同而导致的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在更为深入的研究中，万广华（1998）使用省级数据的分析发现，1984～1996年，中国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显著上升了。通过分解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异，他发现，工资性收入差距解释了全部收入差距的40%～55%。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解同样表明，工资性收入差距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有重要贡献，1995的贡献度达到39.7%，2002年仍然维持在35.7%的较高水平（卡恩、李思勤，1999、2008）。
尽管这些研究所涉及时间较早，但《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据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仍然很大，而且主要表现为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具体地，2007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855元，超过中部地区农村居民2011元及西部地区农村居民2827元。其中，在东中部2011元的人均纯收入差距中，工资性收入差距为1304元，占全部差距的65%；在东西部2827元的人均纯收入差距中，工资性收入差距为1852元，占全部差距的66%。
可见，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是导致中国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认为，由于工业化进程的地区差异，中国各地区的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显著不同，这是导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的原因。例如，张平（1998）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8和1995年两次收入分配调查的数据的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背后体现的是因各地区农村工业化水平差异而导致的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机会的差距。邹薇、张芬（2006）的研究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农村各地区之间收入差异的扩大主要来自农村地区间工资性收入的差异，而工资性收入又主要受到各地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
国外学者的研究显示，非农就业收入对农村收入不平等有不同的作用。一部分学者认为，非农就业收入在整体上改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却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Khan and Riskin，2001；Bauham and Boucher，1998；Leones and Feldman，1998； Shand，1987）。但也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非农业收入在总收入中份额的上升，其分布变得越来越均匀，从而缩小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Sadoulet et al，2001；Adams，1994；Chinn，1979）。我们发现，国外文献针对中国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均一致显示，来自非农产业的工资性收入不平等是导致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原因（Knight and Song，1993；Hussian et.al，1994；Yao，1999）。
然而，就中国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本身来说，它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的作用路径又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本文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应由各地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差距以及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报酬差距共同解释，但后者的解释能力更强。本文使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还发现，非国有化是导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而教育相对不重要。路径分析显示，非国有化不仅导致了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的差异，还导致了地区间非农劳动报酬的差异。全球化和城市化，特别是城市化，主要是通过非农劳动报酬来影响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教育主要导致了非农劳动报酬的地区差距，人均耕地面积则主要导致了非农就业机会的地区差距。
二、研究思路
本文记Mpopwase为某一地区的人均工资性收入，Cwase为该地区农村居民的总工资收入，Rpop为该地区的农村人口，Rnonagdabor为该地区的农村非农劳动力，则人均工资性收入可表示为：
（1）式中Rnonaplabor/Rpop表示该地区农村非农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重，可以理解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而Gwage／Rnonagrlabor为该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平均非农劳动报酬。
（1）式表明，各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应由各地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差距以及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报酬的差距共同决定。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较东部地区少，但由于以下原因，他们所获得的非农劳动报酬也有可能比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少。第一，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更低。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7》的数据，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有显著差异。在东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中，不识字的比例为4.0%，中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为10.8%。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在东部地区占了20.0%，在中西部地区只占10.7%。第二，即使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可以通过流动到东部地区就业，以获得更高的报酬，但较之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他们必须承担更多的流动成本，这又降低了他们的实际所得。以2006年为例，全国外出务工农民的月收入为946元，其中东部地区农民工的月收入为1045元，中部地区农民工的月收入为875元，西部地区农民工的月收入926元（《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7》）。因此，各地区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的差异不仅会受到地区非农就业机会差异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地区非农劳动报酬差异的影响。
可见，非农就业机会差距和非农劳动报酬差距是导致各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的直接原因。各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最终还是取决于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供求条件的差异。这些初始条件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均等，通过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劳动报酬两条路径，影响着各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这可以用如下的路线图表示。
首先，从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分析，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状况会影响到各地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以及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报酬。因此，这两个因素的地区差距也会影响到各地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以及非农劳动报酬的差距，并最终影响了各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差距。
人均耕地面积是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又影响了农业和非农收入的差距，因此，人均耕地面积也就成为决定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劳动的机会成本的关键。一般来说，更高的人均耕地面积会提高非农劳动的机会成本，从而降低农村劳动力参与到非农工作中的概率，并因此降低农村居民的人均工资性收入。但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获利空间很小，甚至经常亏本（WanandCheng，2001），所以人均耕地面积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不确定，它对工资性收入地区差距的影响也不能简单判断。
另外一个影响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劳动报酬的因素是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状况。众多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均一致显示，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对非农劳动参与有重要影响（赵耀辉，1997；陈玉宇、邢春冰，2004），而这又会对各地区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产生影响。如果教育与劳动生产率正相关，而雇主又按照生产率给劳动者支付报酬，那么个体受教育状况的改善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报酬。由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更低一些，因此他们所能获得的非农就业机会，以及非农劳动报酬均可能小于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这会扩大地区间工资性收入差距。
其次，从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分析，非国有化、全球化以及城市化进程都会产生对农村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劳动报酬。然而，在中国，这些进程在地区间又是不同步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非国有化、全球化以及城市化进程均显著快于内陆地区，这就决定了这些因素在地区间的不均等分布也是导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第一，以乡镇企业或民营经济为代表的非国有化改革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并提高了这些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有研究发现，由于这种就业机会在中国各省区间分布的不均匀，导致了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Yao，1999）。一般来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作为影响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面的因素，它不仅会提高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而且还会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报酬。因此，非国有化将从两条途径扩大地区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差距。
第二，能否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也会影响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根据Stewart与Berry（2000）的观点，对外开放对不同类型国家的收入分配有不同的影响。对于制造品出口国和初级产品出口国，参与世界市场会提高对低技能工人和农民的需求。中国作为世界贸易体系中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大国，经济全球化显然有利于提升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劳动报酬。但是，由于经济开放度在中国各省区间存在显著差异，所以在更为接近世界市场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将更有可能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第三，城市化的发展通过提高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为各地区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因此，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也会影响到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异。北京、上海及天津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很高，同时在全国范围内，三市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也一直是最高的。例如，2007年，全国农村居民平均的工资性收入为1596元，但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5605元，上海为7353元，天津为3583元。北京和上海同时也是全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最高的两个地区（《中国统计年鉴2008》）。
综上所述，各因素在地区间的不均等分布导致了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以及非农劳动报酬的差距，而这二者又共同决定了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首先评价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劳动报酬对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的相对贡献；然后，通过估计非农劳动报酬和非农就业机会方程来检验各因素的影响；接着使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评价各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的相对贡献；最后通过对它们在非农劳动报酬的地区差距，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地区差距的贡献的比较，来确定它们作用于工资性收入地区差距的主要路径。
三 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地区差距的解释
（一）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劳动报酬对工资性收入差距的贡献
在已有的研究中，各地区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被归结为非农就业机会的差距（张平，1998）。如果这一判断正确，那么使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相对差距指标衡量的工资性收入差距应该与非农就业机会差距相等。这是因为像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相对差距指标，具有齐次性特征。也就是说，在公式（1）中，如果非农劳动报酬在各地区间不存在差异，即为一常数，那么当它乘以各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后得到的工资性收入的差距，应该与各地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差距相等。但是，当我们使用基尼系数计算非农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时，发现二者并不相等，非农就业机会的基尼系数比工资性收入的基尼系数小很多（见表1）。这说明，仅从非农就业机会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区域间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是不够的。
从表2最后一行我们还发现，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在1993-2005年大幅度下降。以泰尔L指数为例，1993～2005年，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下降了0.267，其中，因非农就业机会差距下降导致工资性收入差距下降了0.145，占全部下降幅度的54.3%。而对于使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工资性收入的差距，非农就业机会更是解释全部差距降幅的68.5%。因此，尽管非农就业机会不是导致工资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却是导致工资性收入差距下降的主要原因。这说明，在1993～2005年，中国各省区的非农就业机会变得越来越均等，并由此导致了工资性收入地区差距的下降。与此同时，由于各省区非农劳动报酬均等化趋势相对滞后，导致其对工资性收入差距下降的贡献相对较小。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非农劳动报酬差距对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地区差距的贡献度更高。
根据图1设计的研究路径，各因素是通过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劳动报酬两条路径影响工资性收入的。为此，本文首先设定了非农劳动报酬和非农就业机会两个回归模型。由于工资性收入等于非农劳动报酬乘以非农就业机会，所以，一旦这两个方程被估计出来，工资性收入方程便能够通过简单的代数运算得到。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收入是教育和经历的函数。然而在地区加总的数据中，我们很难定义经历，也找不到它的代理变量。此外，根据本文的分析，各地区农村居民非农劳动报酬和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得还与非国有化、全球化及城市化水平有密切关系，回归方程需要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最后，在模型的函数形式上，本文采用了常用的Mincer函数。这样一来，我们得到了一个扩展的Mincer收入方程：
（2）式中，lny代表了非农劳动报酬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对数值；edu、land分别是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农村居民的人均耕地面积，代表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的影响因素；prvtztn、glblztn、urbnztn分别表示非国有化、全球化和城市化水平，代表着农村非农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的影响因素。
对于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模型，由于残差项在不同地区间可能存在异方差性，而且各个地区的残差项在时间上也可能存在自相关，所以需要进行面板数据的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结果显示，非农劳动报酬模型和非农就业机会模型的异方差检验的对数似然值分别为248.85、240.29，一阶自相关检验的F统计量分别为130.09和309.96，P值均为0，因此，本文所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存在明显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为此，本文使用适用于处理面板数据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的GLS方法估计回归方程，以减轻估计偏误。
表3报告了非农劳动报酬方程和非农就业机会方程的估计结果。一旦这两个方程被估计出来，将它们对应的系数估计值相加，便得到中国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方程。当然，我们也可以单独对工资性收入方程进行估计，但由于单独估计的结果与通过将非农劳动报酬方程和非农就业机会方程的系数估计值相加的结果没有太大差别，因此，本文不单独估计工资性收入方程。
（三）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
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能够将因变量的不平等分解为各影响因素以及残差项的贡献，该方法的技术性细节参见Wan（2004）以及万广华（2006）。在对回归模型因变量y的不平等进行分解前，我们必须先求解出y。根据本文的回归结果，我们得到：
（3）
（4）上式中，y1、y2分别表示非农劳动报酬和非农就业机会，ε′、μ′分别是两个回归方程的残差项。将y1、y2相乘，我们便能求解出工资性收入的方程y3：
（5）本文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便建立在以上三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在使用了相对不平等指标的情况下，常数项不会影响到不平等的度量和分解，因此以上三个回归模型的第一项可不予考虑。记I（y）表示因变量原始值的不平等，I（y′）表示因变量拟合值的不平等，C（u）为残差项的不平等，则C（u）＝I（y）-I（y′）（万广华，2006）；C（x1）、C（x2）、C（xn）为解释变量x1、x2、…、xn贡献的不平等。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将I（y′）／I（y）解释为回归模型（即所有因素）对因变量不平等的贡献度，将1-I（y′）／I（y）解释为残差项的贡献度，将C（x1）／I（y′）、C（x2）／I（y′）、…、C（xn）／I（y′）解释为各影响因素对因变量不平等的贡献度。表4报告了回归模型以及残差项的贡献度。我们发现，即使使用的是GEO指标，回归模型也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如果使用基尼系数指标，回归模型的解释力更强，能够解释70%以上的因变量的不平等。
排名第二位的因素是人均耕地面积，它导致了20.8%～24.1%的工资性收入差距。但是，人均耕地面积作用于工资性收入差距的路径却是比较有意思的。分解结果显示，人均耕地面积的差异主要导致了农村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其对非农劳动报酬不均等的作用相对有限。这一结论表明，在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地区，由于务农的机会成本更高，所以农村劳动力将较少参与非农劳动，由此导致了地区间非农劳动参与率，进而工资性收入的显著差异。这一结论与现实的观察十分一致。
排名第三和第四位的影响因素是全球化和城市化，二者对工资性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大致相当，共解释了大约25%的工资性收入差距。但是，二者对工资性收入差距的作用路径主要是非农劳动报酬。特别是城市化，它显著导致了非农劳动报酬的地区差距，而对非农就业机会差距的贡献不大。这意味着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与一个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地区相比，更容易产生非农劳动报酬的差距，这是城市化作用于工资性收入差距的主要路径。
除了使用基尼系数的非农劳动报酬模型的分解结果外，教育在各个回归模型的分解结果中均是最不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有点出乎意料，但仔细分析，它又是合乎逻辑的。本文中，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对非农劳动报酬和非农就业机会虽有正的影响，但并不显著（见表3）。这说明，尽管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但他们获得的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劳动报酬并不因此显著低于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部门工资率差异使得农村居民有强烈的非农劳动参与倾向，这种强烈的倾向会抵消掉因受教育水平低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又有研究显示，农村劳动力所受教育并未得到回报（陈玉宇、邢春冰，2004），这使得即使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也不会因此得到更多的非农劳动报酬。
尽管教育对工资性收入差距的贡献较小，但本文还是发现，受教育水平的地区差距主要导致了非农劳动报酬的差距，它是通过这条路径来影响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在使用基尼系数的非农劳动报酬方程的分解结果中，教育是排在非国有化和城市化之后居第三位的影响因素。
四 结论及政策含义
区域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方面，而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又是导致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本文在分析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量化了它们对工资性收入地区差距的贡献，并初步确定了其作用路径。本文发现，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由各地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差距以及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报酬差距共同解释，但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后者的解释能力更强。因此，减轻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更应该从降低各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报酬的差距入手。
此外，本文使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还发现，非国有化是导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地区差距的主要原因，它的作用不仅在于导致了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的差距，还在于导致了地区间非农劳动报酬的差距。教育的作用相对不重要，其原因可能与教育没有显著提高非农就业机会和非农劳动报酬有关。不过本文也发现，尽管教育对工资性收入地区差距的贡献有限，但却对非农劳动报酬的地区差距有相对较大的贡献。排名第二位的影响因素是人均耕地面积，但它主要通过非农就业机会这条路径影响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排名第三和第四位的影响因素是全球化和城市化，它们（特别是城市化）主要通过非农劳动报酬来影响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
本文得出的以上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减轻中国地区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不仅要实现地区间非农就业机会的均等化，而且还应该实现地区间非农劳动报酬的均等化。这意味着，减轻工资性收入的地区差距，政府不仅要保障落后地区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而且还应着力保障他们的工资及时兑现，不被拖欠。鉴于非农劳动报酬是导致地区间工资性收入差距更为重要的原因，因此，保障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报酬就更应该得到重视。
其次，作为影响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地区差距的需求方面的因素，非国有化、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贡献度一共达到了70%以，对工资性收入地区差距的形成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政府应该注重在不发达地区发展非国有经济和提高经济开放度，同时大力推进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以实现中国农村区域协调发展。但是，作为非国有经济主体的中小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诸多困难，而具体的政府服务和政策支持却十分有限。此外，中西部地区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仍然被诸多因素所阻碍，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也普遍存在。因此，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值得决策者思考的问题。
最后，鉴于人均耕地面积主要通过非农就业机会扩大了地区间工资性收入差距，我们可以借助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有利条件，鼓励欠发达农村地区通过土地流转，实施农业规模化经营，释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以参与到非农劳动中去，缩小地区间工资性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陈玉宇、邢春冰（2004）：《农村工业化以及人力资本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经济研究》第8期。
[2].李实、赵人伟（1999）：《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第4期。
[3].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第6期。
[4].卡恩、李思勤（1999）：《中国的收入和不均等》，载赵人伟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5].卡恩、李思勤（2008）：《中国居民收入增长与分配》，载李实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6].孙慧钧（2007）：《中国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构成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第11期。
[7].万广华（1998）：《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及其变化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5期。
[8].——（2004）：《解释中国农村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一种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经济研究》第8期。
[9].——（2006）：《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方法和证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版。
[10].——（2008）：《不平等的度量与分解》，《经济学季刊》第8卷第1期。
[11].万广华、张藕香、伏润明（2008）：《1985-2002年中国农村的地区收入不平等：趋势、起因和政策含义》，《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12].邹薇、张芬（2006）：《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13].赵人伟、李实（1997）：《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经济研究》第9期。
[14].赵耀辉（1997）：《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经济研究》第2期。
[15].张平（1992）：《中国农村区域间居民的收入分配》，《经济研究》第2期。
[16].——（1998）：《中国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差异与非农就业》，《经济研究》第8期。
作者：余吉祥 沈坤荣 来源：《世界经济》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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