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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来源：经济观察网 陈永伟
（两位经济巨匠竟在同一天生日，这或许是一个巧合，但也或许是一种必然。上天或许在冥冥之中就要告诉我们，经济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看似对立的观点，其实只是硬币的两个面而已）
生于6月5日
按照星座学说，6月5日出生的人属于双子座。据说，这个星座的人无拘无束，对万事怀有永无止尽的好奇心，性格和思维神秘多变，让人很难捉摸。尽管星座说多有牵强附会，但上述关于双子座的描述用在本文的两位主角——亚当·斯密（AdamSmith）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身上，却也恰如其分。
斯密于1723年6月5日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小镇寇克卡迪（Kirkcaldy），而凯恩斯则于1883年6月5日生于英格兰的剑桥，两人的生日前后正好差了160年。根据玄学的观点，同一天出生的人很可能会有类似的生活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观点在这两个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他们最终都成了了不起的经济学家，斯密被人尊称为“经济学之父”，而凯恩斯则被誉为“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但在很多人眼中，这两个出生在同一天的人却又如此不同——斯密被认为是一位坚定的自由经济的捍卫者，而凯恩斯则被认为“革了斯密的命”，让政府干预取代自由放任成为了经济学的主流观点。
虽然斯密和凯恩斯都早已作古，但他们的“幽灵”却一直在经济学界游荡。一旦遇上重大的论战，他们的理论、观点、名言警句就会被重新搬出来，他们的名字则会被贴上标签，成为响亮的口号。“拥抱亚当·斯密”、“埋葬凯恩斯”……这些铿锵有力、充满激情的文句很容易抓住我们的眼球。不过，当我们对这些标签化的口号习以为常的时候，我们真的了解这些口号中的主角究竟主张些什么、反对些什么吗？我们要“拥抱”的究竟是哪个亚当·斯密，要“埋葬”的又是哪个凯恩斯？我们究竟有没有拥抱斯密的条件？又究竟有没有埋葬凯恩斯的能力……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国民财富从何而来
如果单从经历上看，亚当·斯密的一生可谓是单调而乏味。除了幼年时有一次被吉普赛人绑架的经历之外，斯密的整个生命历程几乎就是波澜不惊：14岁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17岁时转入牛津大学。毕业后执教爱丁堡大学，随后又返回母校格拉斯哥任职。1759年因出版《道德情操论》而在学界闻名。1764年辞去教授职位，担任私人教师，同时游历欧洲。1767年辞职回乡，投入《国富论》写作，并在九年后将这一传世巨作发表。1787年出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三年后安然辞世。
和一般的名人不同，斯密十分在意生活的安宁，拒绝一切不必要的纷扰。为了安宁，他不仅拒绝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之上，甚至回绝其终生挚友休谟嘱托，拒不为其整理出版遗作。终其一生，斯密都与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没有结婚，无儿无女，也没有任何花边新闻。但正是这样一位在生活上极为沉闷无趣的人，却在思想史上留下了珍贵的遗产。
说到斯密的思想，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他的经济学。尽管在熊彼特等人看来，斯密的理论鲜有原创性，很多内容都可以在坎蒂隆、贝卡利亚、杜尔阁等人的著作中找到出处，但即便如此，斯密对这些知识系统化、体系化的努力，应该是前人所无法相提并论的。可以说，在斯密之前，很多经济学的思想虽然已经存在，但它们更像是散落在地上的珍珠，而斯密则把这些珍珠串成项链，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品。从这个角度看，斯密获得“经济学之父”的桂冠应该是实至名归。
斯密的经济理论是从两个问题出发的：国民财富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它们的来源又在哪儿？在当时的欧洲，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形成了两套截然不同的理论：
一套理论是所谓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这套理论认为，金银等贵金属是衡量国民财富的唯一标准，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贵金属。由于除了直接开采之外，贸易是获得贵金属的主要来源，因此政府为了增加本国的国民财富，就必须积极鼓励出口，同时不鼓励、甚至限制进口。
另一套理论是所谓的“重农主义”（Physiocracy）。这套理论宣扬“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认为源于土地的自然产品才是真正的国民财富，主张只有农业劳动才能真正创造财富。根据这一理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国民财富的增进，就不应该将力气花在贸易上，而应该更多关注农业的发展。
而在斯密那里，则给出了不同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第三种答案。他认为，国民财富既不是重商主义者唯一关心的金银，也不像重农主义者主张的那样，仅仅来自土地。在斯密看来，生产性劳动的创造物，都应该被视为是财富。虽然这只是一个定义上的修正，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的财富观是具有革命性和破坏力的。在斯密生活的年代，工场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工业革命也在悄悄的发生，但无论是在“重商主义”还是“重农主义”的世界观里，这些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产出的物品竟然都连财富都算不上。显然，至少在舆论上，这对于相关产业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在这种环境下，斯密扩大了财富的定义，就相当于给这些产业正了名，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那么一个国家又需要采用怎样的方法提升其国民财富呢？在斯密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显然的：既然财富源自于生产性劳动，那么劳动的效率，以及投入生产的劳动数量就是决定国民财富产出的两个关键因素。
在《国富论》中，斯密首先从劳动的效率，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劳动生产率入手开始了讨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在斯密眼中，分工显然是所有因素当中最关键的那一个。在《国富论》的第一章，他就开宗明义地讲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为了佐证这一观点，他给出了或许是经济学界最有名的制针厂案例：如果让一个人独立制作扣针，那么或许一个人一天不能制作出一枚，但如果将制针的工序分开交由多人完成，那么一个人一天平均可以生产的扣针就可以达到四千八百枚。尽管这个例子十分简单，但它却充分地向人们道出了分工的威力。
一旦有了分工，每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就会获得大规模的提升，更多的新财富就会被生产出来。这些更多的新财富除了满足人们的消费外，还可以被用来进行投资，用来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这样整个社会就有能力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如果斯密的分析到此为止，那么这套理论就谈不上有多新鲜。事实上，至少在古希腊，人们就开始注意到了分工的作用。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就曾经谈过要促进分工，让每一个人去做他最合适的工作，以此来提升城邦的财富。不过，在柏拉图那里，分工是靠人进行安排的，究竟什么人干什么，要“哲学家王”来进行分配。而到了斯密那里，市场取代了高贵的“哲学家王”成为了分工的安排者。他指出，分工的程度主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只要市场在不断扩大，交换在不断增加，分工就会不断演进。
那么，究竟是什么动力支撑了市场的不断扩大呢？斯密给出的答案是“自利”。他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通过这样的分析，斯密版的增长模型就很清楚了：市场的扩大导致了分工的进行，分工的进行带来了生产率的提升,生产率的提升使得财富产出增加，进而导致积累的增加，更多的积累带来更多的投资，吸收更多的劳动，从而带来更多的财富产出……而在这个过程中，“自利”这个因素竟取代了柏拉图陛下的“哲学家王”和重商主义者口中的政府，成为了整个增长过程的第一原动力！
或许有人已经惊讶地发现，在斯密的上述论证中，并没有提到政府。那么，政府的作用又究竟有哪些呢？在《国富论》中，斯密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有三个：保卫本国不受侵犯、保护社会成员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以及建设和维护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除此之外，政府不应该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
斯密是一名自由放任者吗
后来的经济学家给斯密的理论贴上了一个标签——“自由放任”。应当承认，这个标签确实比较好地反映了斯密的学术观点，但是在政策主张上，斯密本人似乎并没有那么纠结于自己的理论。在很多场合，斯密依然积极主张政府力量的介入。
一个例子是贸易问题。在很多文献中，斯密被描绘为是自由贸易的坚定主张者，但实际上，他却发表过很多类似重商主义的言论。例如，当时英国出台了《航海法案》，以限制其贸易发展。斯密就对这一法案十分赞许，称赞它是“英国历史上最为明智的法令”。斯密的这一行为令人十分不解。他对此的解释是，诚然《航海法案》会阻碍英国得自贸易的利益，减少国民财富的增进，但是如果任由荷兰的发展，那么英国将会面临更多的战争风险，而“国防”的考虑显然是要重于“国富”的。值得注意的是，斯密对于贸易干预的支持并不只表现在文字上。事实上，在其晚年，斯密还成为了一名海关专员，成为经济限制和禁令体系的热情执行者。
除了贸易之外，斯密即使在国内也并不完全支持“自由放任”。如果人们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来自“天然自由”，只要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安全，政府就应该对其进行制止。根据这一信念，他支持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也支持政府对一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限制。
有人认为，亚当·斯密的以上行为和观点是典型的言行不一，是自己背叛了自己。但在我看来，斯密的这些做法其实更加符合一名经济学家的本分。出于务实的角度，他深深知道，自己的理论其实是有界限、有前提假设的。如果超出了这个前提，那么理论就会不适用，就需要根据现实的情况重新进行权衡取舍。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并没有选择成为自己理论的坚定捍卫者，而是做出了更为务实的选择。
再看斯密对“自利”的论述，尽管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斯密的这套理论已经是司空见惯，但是在当时来看，斯密的理论显然是具有爆炸性的。他把政府和国王拉下了神坛，却把“自利”捧上了神坛。很多卫道士感到不满，认为这种公然宣扬自利的做法会败坏社会风貌；与此同时，很多贪婪自私的商人则为斯密鼓掌欢呼，认为斯密的这一观点正好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并且为自己的那些“不道德”行为正了名。
但是，斯密真的是一个利己主义的旗手吗？答案恐怕并非如此。我们在谈论斯密时必须注意，他除了是一位经济学家之外，还是一位伦理学家，并且首先是一位伦理学家。他对于著作《道德情操论》的重视恐怕还要高过《国富论》。事实上，直到去世之前，他都一直在修改《道德情操论》，以让它更加完善。
作为一位伦理学家，斯密显然不会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这一点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就得到了体现。他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斯密把他提到的这种本性称为“同情”。在他看来，由于有了同情的存在，人们在进行各种活动时就会设身处地为别人去着想，不至于太过损人利己。
当然，仅仅“同情”还不足以保证人们的道德。为了保证社会的良序运行，斯密在自己的伦理体系中引入了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概念。在整部《道德情操论》中，“公正的旁观者”一词不断出现，但含义却不尽相同。它有时候指的是真实的人，有时候又指的是神明，或者我们内心应该有的道德准则。在斯密看来，一个人的行为，必须要符合“公正的旁观者”的判断。
当然，根据“公正的旁观者”含义的不同，尊重他们所对应的道德水准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人只害怕那些作为旁观者的真实的人，那么他的行为只能说得上是合乎规范。但是，如果可以时时反躬自省，让行为通过自己心中那位“公正的旁观者”的审判，他的行为才可以被视为是正义的。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自利”，其实并不是一些人认识的那种彻底的自私，它的前提是要符合社会中的旁观者的判断，而不能为所欲为。即使满足了这些条件，按照斯密的标准看，“自利”也只是不应该受到批判而已，还谈不上受到赞扬的程度。说斯密是一位自私的鼓吹者，其实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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