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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来源：经济观察网 陈永伟
凯恩斯的学术思想来源
相比于斯密的灰暗生活，凯恩斯的人生实在要精彩太多。14岁进入伊顿公学，19岁进入剑桥大学。毕业后通过文官考试，入职印度事务部。在ZF任职三年后，辞官返回剑桥任教。此后陆续辗转于高校、ZF部门，以及投资机构之间。作为官员，他参与过大政方针的制定，见证过众多历史时刻；作为投资者，他炒过股，赚过大钱；作为学者，他更是开宗立派，以一己之力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他是一位教授，却不甘寂寞，热衷于在媒体上亮相；他据说是一位同性恋，却又能娶得娇妻，并能厮守到老。这样的人生，真可谓是哪一样都没有落下。
比起亚当·斯密，凯恩斯在经济学圈内遭遇的争议也要多得多。一方面，他的《通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凯恩斯主义”被很多人认为偏离了经济学一贯的自由放任传统，为ZF的过度干预开了先河。另一方面，在凯恩斯的学术生涯中，实在留下了太多的前后矛盾（当然，很多矛盾其实是人们的误解）。例如，在《货币论》中，他主张货币的稳定，而在《通论》中，他却成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支持者；又如，在早期著作中，他曾大力主张自由贸易，而在《通论》当中，他却用了很大篇幅为重商主义鸣冤叫屈……这些前后的不一致，着实让人很难理解。
如果我们不想简单地把凯恩斯理论的善变推到其双子座的特征上，就需要对其学术思想的来源进行追寻。
实际上，成为经济学家并不是凯恩斯的初衷。在年少时，凯恩斯的兴趣是数学，并且很早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然而在上大学之后，他很快就放弃了成为一名数学家的梦想，因为他发现这门学科根本无助于实现他解决人类社会根本问题的目的。在放弃了数学之后，他开始对伦理学着迷——这一点倒是和斯密的学术历程十分类似。他旁听了著名伦理学家摩尔的课程，还撰写了一篇题为《伦理学与行为的关系》的论文。在后来的回忆中，他曾表示，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以及罗素的《数学原理》）对其影响甚大。
那么，对凯恩斯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摩尔在伦理学上究竟有什么主张呢？总体上讲，他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善”，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办”。对于第一个问题，摩尔的回答是，“善”是一个单纯的、独立的、不可分析和推理的概念。他批判了传统的功利主义中关于“善”的观念，认为它其实混淆了“善”与“善的行为”之间的关系，将目标和手段混为了一谈。对于第二个问题，摩尔则采用了一种归纳逻辑的思路，认为应当探究行为和行为效果之间的关联，选择那些可以最大化“善”的行为。
尽管从后来的发展看，凯恩斯并没有接受摩尔在伦理上的这些观点，但是在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却多少受到了摩尔的思维方式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体现在凯恩斯对于功利主义的抛弃。与凯恩斯同时代，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们通常会习惯于将人的动机简化为一个抽象的效用函数，并将人的行为抽象为对这个效用函数进行最大化的过程，而凯恩斯则不喜欢这种思路。显然，他受到了摩尔区分“善”与“善的”行为的做法的启发，倾向于在分析经济问题的过程中，从人的心理动机入手。
这一点，在《通论》一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他在分析储蓄时，就考虑了八种动机：防范未然、远见、谨慎、追求进步、寻求独立、事业心、自豪感和贪财；在分析消费行为时指出了六种动机：享乐、短视、慷慨、不谨慎、虚荣和奢侈；而在分析流动性偏好时，则又区分了四种动机：收入动机、业务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凯恩斯的著作中，分析的是真正的，而不是抽象的人。从这个角度看，一些学者（例如唐·帕廷金）把凯恩斯理论简单视为一般均衡理论在宏观层面的一次应用，其实是对凯恩斯本人的一种严重误读。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凯恩斯不喜欢把人的动机看成一个抽象的函数，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数学公式很少——尽管在实际上，他在数学上面的造诣颇高。
第二个影响是，凯恩斯在摩尔学说的启发之下创立了自己的概率理论，而这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成为了他理论的哲学基础。
与《货币论》、《通论》相比，出版于1921年的《概率论》可谓是默默无闻，但实际上，凯恩斯在这本书上花费的精力恐怕要比其他著作大得多。
尽管从书名上看，这似乎是一部数学书，但实际上，它却是一部逻辑书。在书中，凯恩斯仿照摩尔对“善”的定义的方法，将“概率”理解为了一种不可定义的概念。在当时，学术界通常将概率理解为是一个客观的概念，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事物出现的频率，或者归纳的经验来推断概率——事实上，当时摩尔就持有第二种观点。在凯恩斯看来，这些认识显然没有抓住概率的本质。他认为，概率的本质是不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东西，更不可能用某个简单的数字来衡量。要理解概率，只能诉诸理性，而归纳得到的信息充其量只能为理性的信念提供参考，而不能成为概率本身。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抛一万次硬币，发现正面朝上的概率几乎为0.5，但我们可以认为，正面朝上的概率就是0.5吗？在凯恩斯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面对同样的信息，不同理性信念的人会做出完全不同的答案。
凯恩斯的这个思路奇怪吗？或许是。但如果我们换一下名词，把“概率”换成“不确定性”，把“理性”换成“企业家精神”，就马上会得到一套人们更为熟悉的学说。是的，这套理论就是法兰克·奈特的理论（恰好，他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也出版于1921年）。现在的很多学者乐于抨击凯恩斯，而习惯于把奈特作为凯恩斯的反面搬出来，但事实上在当时，奈特本人的观点却和凯恩斯十分类似。
当然，凯恩斯关于概率的观点在当时也受到了不少批判，其中最著名的批判者就是法兰克·拉姆齐（FrankRam－sey）。熟悉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朋友应该会十分熟悉这个名字。这位天才只活了28岁，一生只发表了两篇经济学方面的论文，但这两篇论文却奠定了经济增长和税收这两个领域的基础。在《概率论》出版时，拉姆齐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尽管凯恩斯算是他的老师，但他却对凯恩斯的理论十分不认同。在他看来，人们只要通过实践，就可以揭示出真正的概率。他在一个研讨会上公开发表了这一观点，还将其整理成为了论文。据说，拉姆齐的攻击让凯恩斯无言以对，不过在我看来，凯恩斯的这种状态恐怕更多地是出于谦逊。从后来的实践看，凯恩斯并没有接受拉姆齐的批评。
那么，凯恩斯和拉姆齐的观点到底谁对谁错呢？或许，我们很难就此分出一个所以然来。事实上，凯恩斯和拉姆齐代表的是两种哲学观——对于这个世界，凯恩斯其实像休谟一样，更多地抱有一种不可知论态度，而年少气盛的拉姆齐则更多是一种可知论。这两种哲学观在政策上的体现是，凯恩斯更为谨慎，在他看来，在必要时引入ZF的干预，其实只是为了增强人们的理性能力，在ZF的帮助之下，归根到底还是要人自己来发挥作用。由于不同时刻的经济冲击是不一样的，人们面对的问题不同，因此ZF也需要采用不同的思路来帮助人们应对风险，而这种不同，就导致了凯恩斯在政策主张上的善变。相比于凯恩斯，拉姆齐对政策的主张则更为自信——这一点可以从他的两篇经济学论文中可见一斑。这两篇文章都用了严格的数学推导，体现出了满满的掌控经济的信念。从这个角度看，有人将凯恩斯归于一个“致命的自负”者，其实是不太妥当的，至少相比于拉姆齐及其后继者来说，凯恩斯只能算是一个怀疑派。
凯恩斯是一名干预主义者吗
限于篇幅，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来具体介绍凯恩斯的理论。毕竟，在不同时期，凯恩斯理论充满了变化，简单介绍无疑会挂一漏万。这里，我只想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凯恩斯究竟是不是一个ZF干预的支持者？
现在，我们说到ZF进行财政扩张，或者央行进行货币扩张时，都会不由自主的说一句，“瞧，他们又要搞凯恩斯那一套了！”好像凯恩斯在宏观政策上的主张就是积极扩张。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还会将诸如管制、行政垄断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归为凯恩斯的理论。但真实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在我个人看来，凯恩斯本质上应该是一个自由经济的爱好者。如果整个经济能像斯密所说的那样，在个人自利的驱动之下，成功达成市场的扩大、分工的演化、资本的积累、国民财富的增进……那么，这一切就真是太好不过了。但在现实中，斯密预言的伊甸园并不会总是存在，由于各种不可琢磨的因素，经济总会受到干扰。举例来说，企业家们是否进行投资，进行多少投资，都要视对未来的判断来进行。但这些判断的基础，其实是不可测算的概率，而最后进行选择的，却是难以捉摸的“动物精神”。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免会出错。如果一个人出错，判断失误，那么没问题，市场会自动地把它纠正过来。但是，如果市场上企业集体出错，那么市场本身就难以纠正了，这个时候，诉诸于ZF的力量就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诚然，ZF的决策不能减少经济的不确定，但是ZF的介入却能够起到凝聚共识，提升人们理性能力的作用，而这毫无疑问是能够帮助处于麻烦中的人们尽快走出困境的。
需要指出的是，凯恩斯诉诸ZF的力量，并不等于就是积极主张ZF的干预。在那篇被人们解读为ZF干预主义檄文的名篇《自由放任的终结》中，凯恩斯就指出：“ZF干预是避免破坏现存经济形式完整性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并是使个人主动性成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由此可见，在他看来，干预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
而在对ZF作用的认识上，凯恩斯表现得也非常谨慎。举例来说，凯恩斯在《通论》中曾经分析过用公共投资来破解危机的可能性，这一观点在现实中被很多人“吐槽”。一些批评者认为，凯恩斯的这一观点完全是一种“破窗理论”，它忽略了巴师夏所说的“看不见的成本”，从而忽视了政策对经济整体带来的影响。但事实上，如果批评者真正读过《通论》，就会发现凯恩斯在讨论这个观点时非常地小心。他不时地提醒人们，像“乘数”这些经济概念只是一种猜想，是在十分严格的理论条件下才能得到的。应用这些概念时，一定要小心评估政策对其他投资的挤出，要小心政策对乘数本身带来的影响，权衡利弊之后方能推行政策。
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下词频分析，就会发现凯恩斯在引入“ZF”这个概念时，甚至可以说充满了疑虑。我曾用一个英文的《通论》PDF文件搜索过“government”出现的次数，结果发现在整本书里，这个词出现的数量总共不过二十多次，其中还有几次是出现在编者加的前言中的。而在所有出现的词汇中，其实大多数都被用来指称某一个具体的ZF（例如美国ZF），讲到ZF应该怎么做的，其实很少。这种用词上的回避，或许可以从侧面佐证凯恩斯对于ZF的态度。有趣的是，我还用一个中文版的《通论》PDF搜索了“ZF”一词，结果发现出现的结果有两百多次。对照之下，其实原文中的Public一词都被译成了ZF——尽管这样的译法可能反应了译者的习惯，但或许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人们印象当中的凯恩斯理论应该是什么样。
逝去的大师，走不出的影子
两位经济巨匠竟在同一天生日，这或许是一个巧合，但也或许是一种必然。上天或许在冥冥之中就要告诉我们，经济思想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看似对立的观点，其实只是硬币的两个面而已。
尽管斯密和凯恩斯都早已不在人间，但我相信，只要人们还要争论经济问题，还要制定经济政策，就很难走出这对“双子星”的影子。或许是出于记忆的需要，这两位巨人一直都以一种标签的形式存在——斯密是“自由放任主义者”，而凯恩斯则是他的对立派。不过，如果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就会发现，其实斯密并不是那么拒绝ZF干预，而凯恩斯也绝不是什么干预主义的旗手。事实上，从这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出一种务实的，能根据具体经济问题，及时调整自我的态度，而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面对各种经济问题，简单地喊一下支持其中某一方，反对其中某一方十分容易，但也十分廉价。而要和两位先哲一样，面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则是一件难事。
与此同时，或许两位先哲的生平和经历还能够告诉我们一点，那就是：经济学其实应该被视为是伦理学的一个衍生，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我们所秉承的决不能只有冷冰冰的理性，而更应该有一份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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