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首先实现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为保障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提高,都采取严厉措施控制政府的权力。荷兰人民严格控制政府开支,削减政府工作人员工资和社会福利。1982年,削减政府开支200亿盾,1982年到1986年预算支出年平均增长削减到74.3亿盾,只达到1975到期982年平均增长的45%。政府机关甚至学校都在简易房办公,(英国政府部门办公室连空调都没有)。政府雇员的工资、失业救济金和医疗系统经费都经常削减。[7]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实现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本原因还是政治上实现了民主,把资本和权力都关进了民主法治的笼子,社会不存在使人民百姓仰人鼻息畏之如神明承命惟谨的官僚和权贵,也不必对权养的佞人处处提心吊胆。使人民生活在民主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公民们无需生活在履霜薄冰小心翼翼动而见尤的痛苦生活,而在苏式专制体制下,权力不受限制,官僚特权罔顾人群之利,役使群众有如牛马,威福自雄;官僚特权剥削的掠夺的本质,决定了官僚特权阶级必然要尽可能地从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加上专制体制也压制了科技创新积极性,生产工艺和技术落后。官僚特权阶级和官僚资本家必然要加大工人的劳动时间,加大工人阶层的失业率。在国营单位一般情况下也要工作8小时,至于加班加点星期天不休息突击完成任务更是经常的事。至于民营企业则普遍工作十小时乃至十二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以上。失业率高居不下,近年来我国72-73%的专家学者认为,近一两年城镇失业率增加1到2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最大,达到8%以上,特现工人阶层的雇佣和奴役的地位,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和价值,茫茫然皆不可见也!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实现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本原因还是政治上实现了民主。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因为民以食为天,动乱发生的根源首先在于百业萧条。“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让百姓安居乐业,给百姓人人创造一个乐业的工作,就能暂缓甚至消除流血暴力革命动乱的发生,而增加就业渠道必然依赖百业兴旺。兴旺百业不可不尊重百业发展规律,取消专制体制干扰,使各行各业能按照自行的规律健康正常运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并不过多去领导干涉社会事务,去管过多不该管的人事军队及各行各业的运作等等事项,保证各行各业都能按其规律健康运行,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兴旺百业不可不实行民主,不是分特权分阶级而是公平公正平等地用人。以发扬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主精神,发掘人民群众自由创新的能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科研关心国家大事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实现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原则,根本原因还是政治上实现了民主。在资本造成的人们经济上的不平等,通过政治上的民主,得到了纠正。从而使社会矛盾不断化解,而不是越积越多,积重难返。民主国家不是没有矛盾,而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和程序,不断化解矛盾。而在专制国家,缺乏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机制,使矛盾越积越多,积重难返,最终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现了多党竞选制监督制度,执政党为能争取执政地位或保持执政地位,就必须长期与人民生活在一起,使党的成员和干部从人民群众中来,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群众,及时了解人民的需要、实际工作的需要,敏捷地修正自己的指导理论思想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工人阶层和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其目标主要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求得条件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社会地位,消灭了那种让资本家更有计划地榨取工人血汗攫取利润的机制,得到大多数公民特别是工人阶层的拥护。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动乱少,秩序井然,社会和谐安定幸福稳定。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建立稳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他们实行了民主制度。在民主国家,富人得拿出钱来救济穷人,没有选择余地。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实现了民主,老百姓拥有对国家政策的最终决定权,体现他们意志和愿望的政策,能够通过议会制定出来,通过政府得到贯彻。其核心,是通过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将富人的钱,拿出来一部分给穷人花,维持他们体面的生活,包括住房、就医、上学、养老等。在北欧国家,政府更是通过高达80%的所得税,从富人那里把钱收过来,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系统,让全体社会成员生活无虞。在这种情况下,穷人自然不会因为生计问题造反,社会理所当然能保持稳定。
就是在每个企业,也实行了工人参加企业的民主管理。战后到1976年,西德已先后分布和实施了三个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法律:1951年的“煤钢工业职工参与管理法”、1952年的“企业委员会参参与与管理法”和1976年的“职工参与管理法”,劳资关系开始一个以合作和共同负责为基础的新纪元。西德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一是通过企业监事会,对企业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进行监督,控制企业的预算,负责任免企业董事会人员。职工代表占监事会三分之一席位外,规定监事会由企业主代表和职工代表对半组成。二是职工代表大会,每季度举行一次,企业主或代表每季度要向大会报告一次企业的经济形势与未来的发展,还要报告企业的人事与社会方面的问题。职工代表大会的内容包括讨论企业的合同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事务。三是职工为了切身利益在企业内部成立企业委员会,凡职工在五人以上的企业都要成立。其主要任务是在工资福利安全等方面维护职工的利益。企业委员会在社会事务、劳动岗位、人事事务以及经济事务方面有一定的参与决定权。四是职工个人有一定参与权,如企业主有向职工报告工作任务、责任、工作类型、劳动过程安排等义务,职工还有咨询权、了解个人档案,以及进行申诉的权利。由于在知识年代,资本的作用已经让位于知识技术和才能,在职工内部还有一部分拥有管理科技教育等特殊技能的新中间阶级,尽管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也不同程度地拥有对资本的经营与处理权甚至决定权,对他人与自己的劳动拥有部分处理权,他们在资本关系中处于决定领导地位。看看美国通用公司都要破产了,还得给工人照发工资,想降低劳动成本还得看工会的脸色。总之,在社会主义国家,支配生产的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绝大多数人民从依附少数资本所有者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公民合作的社会形态代替了以阶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存在企业,存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国家为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私有还是全民企业都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民主,工人阶层当家作主,不再是雇用性质,资本家与工人阶层的关系不再具有对抗性,他们的关系已经演变为合作投资者与合作劳动者的关系。从而和平地建立了社会主义。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专制社会,包括苏式专制国家和官僚资本主义国家则是另外一番情景。一方面,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加剧了两极分化的速度和程度。如果说资本家通过市场来积累财富,那么贪官则是通过掠夺来积累财富。谁更无耻、更残酷,其实一目了然。另一方面,由于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老百姓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不能通过政府的政策得到实现,使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使苏式专制体制国家的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虽然统治阶级也知道两极分化将动摇其统治基础,使他们的地位和财富化为乌有,但他们不肯也不必花钱买稳定。这是因为:1、官僚特权阶级的自私本性,使他们轻易不会做出对自己不利而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根本上不愿意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平民百姓平等地享受民主自由的权利。他们目光短浅,对人民冷酷无情。加之严厉的组织纪律迫使他们只能保头上的乌纱帽,只要自己活着荣华富贵,那里还管万家百姓忧乐;只顾自己好纷奢,那知民也恋其家。因此他们不愿花钱买稳定;2、他们掌握着镇压的工具,依靠强力能够维持暂时、表面上的稳定,因此他们不必花钱买稳定。这样矛盾就被掩盖起来,在繁华稳定的表象下,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最终必然会爆发革命,通过强力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总是被农民革命推翻,而鲜有通过改良度过危机,重新站稳脚跟的原因。如果革命后没有实现民主,这种革命还会周期性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