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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阅读《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共2小时，累计98小时。
目标这个词表达了现代政策分析的核心宗旨，即，政策就是要合乎理性地达到目的。不过，称平等、效率、安全、自由和共同体为“目标”会使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其他功能中的一些变得模糊起来；这些概念也被称为价值，表明它们是一组更为复杂的考虑，而不仅仅是一个确定的终点。
对于平等的定义是，“给予同样的人以同样的对待”。
对于效率的定义是，“以给定的输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对于保障的定义是，“满足人的最低生活需要”。
给予自由的定义是，“在不损害他人的情况下做你愿意做的事情。”
这些标准中事实上没有一个提供了简单或决定性的规则。这些定义的每一个都包含了一些歧义和解释上的问题，这是它们政治斗争的目标。
对于每一个概念来说，都有着一些就名义来说可信但相互冲突的主张。
对于政策分析的标准来说存在着范围广泛的选择。各种盛行的解释是会因政策的不同而不同、因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因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的。政策政治学也就是选择不同解释的过程。
关于政治学的一个最为著名的定义就是，政治学是研究“谁在何时、如何获得什么东西”的。分配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无论分配涉及的是货物还是服务、是财富还是收入、是健康还是疾病、是机会还是失利。
平等对于分配冲突的各方来说都是追求的目标。这方面的冲突来自各方对于有关分配的不同看法。
关于平等的每一种看法都会导致不同的划分，但却有着另外意义上的平等。这就出现了在分配问题上的悖论：平等实际上意味着不平等；平等对待也许要求不平等的对待；由于人们观点的不同，同样的分配有可能被看作是平等的或者是不平等的。
就任何分配来说，都有三个重要的不同角度：接受者（是谁得到了什么东西？），物品（正在进行分配的是什么东西？），以及过程（分配是如何决定的，以及如何进行的？）。
第一项挑战是基于成员资格的界定。对于有权得到“平等对待”的成员分类，不管这是什么方面的对待，都成为政治争论的核心问题。
第二项挑战的主张是，应根据等级来分配。就经济学来说，平等的概念是基于相关的内部子划分的，被称为横向平等和纵向平等。所谓横向平等是指对于同等级别的人给予同等的对待。而所谓纵向平等指的是对不同等级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
假如有一种让基于等级的分配合理化的核心原理，这种原理应该是具有优点的。基本信念是，对于诸如职务、地位和薪水等这样的报酬，应该根据已经获得成绩、能力以及其他衡量尺度。级别被认为根据某种个人优点的概念必须要予以报偿的。
对于将“可比价值”作为决定工资和薪水模式的支持者并不打算取消给予级别的支付方式，而是寻求对于要求同样水平培训、技能和责任的职务的支付更加平等。
比较价值的支持者将同意保留不对等的支付，但是要求将差异的基础从被认为无效的标准（基于性别）转到被认为是有效的标准上（工作的困难程度和技能水平）。
即便是在一个基于级别或长处分配的框架中，对于平等也还是存在着许多可能的挑战。人们可以提问的是，在级别之间划分的界限是否正确。换句话说，不同级别之间的差异是否真的代表了不同的技能、知识或其他与长处相关的要素。
第三个挑战是一种基于群体的分配主张。群体成员资格有的时候比个体特征在决定分配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在一个具有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基于群体的分配常常被作为先前对基于长处和基于级别的分配的破坏的一种修正。
在当代政治中在这方面的明显类比就是所谓的纠正行动，即一项对那些成为历史上歧视的牺牲者群体成员分配倾斜的政策。纠正行动首先是在教育（包括在高等教育中分配位置）、就业（在分配工作岗位和提升方面）以及商业机会（分配政府合同和财政信贷）方面得到采用。
配额制度是一种为某个群体的成员在获得某些东西方面保留一定分配比例做法；是对处于更大潜在接受者队伍中的亚群体成员给予更多的重视。
设计配额制度是为了让一个处于不利地位群体的成员能得到固定数额的位置（或者物品），或者说为了确保这个群体能够获得相对于整个申请队伍或整个人口来说对称的一份分配。
尽管基于等级的分配也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群体，这些分配是根据相当细致的个体尺度来将人们归入这些群体的。关于等级划定通常在某种意义上是与个人的历史、绩效或成就相关，即便这种划分实际上还会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基于群体的分配将人们划归不同群体的根据是简单的人口统计方面的标准，更多是与按规定的人们的身份有关，而与人们个人经验以及业绩没有多少关系。这在历史上被作为给予某些群体以特权和让一些群体处于不利地位的基础。
就好比对平等定义会有来自基于等级分配框架的不同挑战一样，同样也有来自基于群体分配框架的挑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一些相关群体的定义是否真有什么意义，是否反映了某种重要的社会现实。人们对于诸如种族和民族是否就构成自相贯通的范畴这一点提出了很多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的挑战断定，诸如种族、性别和民族这些归属身份特征并不能真正把握或对应实际的不利地位或歧视的经历，而对基于群体的分配的判定为的就是对过去的不利作出补偿。从这样的角度看，基于个体优点的分配应该是正规的，而基于群体的分配应该仅仅是作为纠正不足和将分配制度重新置于基于优点的基石之上的一种手段。
基于人口统计的群体划分的确是过于“粗糙”了。这种划分作出了关于个别情况的没有根据的假定，将一些补偿性的好处给予了那些从未处于不利地位的人。并且继续损害根据人的优点的分配常规，而没有增强它。
反对纠正行动的一个论证从本质上说就是号召用基于等级的分配来替代基于群体的分配。
在实践上，基于群体的分配一直被人们默默地采用，而在同时又说基于优点的分配是正规的。
另外一种反对纠正行动的论证接受了基于群体的分配出于补偿的目的是合理的说法，但是坚持我们在决定哪些群体应获得补偿方面采取了错误的标准。
第四项挑战对分配物品的界限做了重新界定。将某种东西当作一个更大的实体的一部分，也就是扩大了被分配的东西的界限，也就是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这种扩大也许是跨越物品的种类（从蛋糕到午餐），或者是跨越时间（从在下一个小时将发生的事情转到在前面三个小时发生的事情）。对于一物品的定义的挑战则不属这种情况，而是关于如何沿着一个连续的系列来对该物品进行定义。
第五个挑战是从其对于个体的价值的意义上来对被分配的物品作重新界定。从物品的较为标准的价值（比方说，一块蛋糕的重量）转变为更注重消费的价值（如，人们能够从这块蛋糕中获得多少营养）。
对于平等这个方面的冲突在社会政策的领域尤为激烈。在社会政策的领域分配的是服务，如教育、医疗、住房等等，这些东西的价值都是来自于适应个体的需要。这种对于平等的理解转向人们对于消费化和个体化的价值的估计。
第六、第七和第八项挑战关注的都是分配的过程。它们分别要求竞争、抽签和选举。分配过程的重要性在于，我们关于平等的概念不仅包括了结果，而且还包括了公平过程的意思。结果是通过过程来实现的。
分配的程序方面在城邦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有价值的许多东西，如杯状蛋糕，都是没法加以分割的。
对于那些共同的问题通常需要采取基于不平等分割但是公平的过程的分配方案。
过程具有重要性还因为，在城邦中，分配是由采取行动的真实的人来完成的。分配系统也许是可分割的，并且在社会的意义上是可中断的；也可以被认为在秩序和社会意义上是相互贯通的。
分配过程除了明确分配的东西以外，也会创造或者破坏一些事情的价值（好比忠诚、社区精神或工作机会等等）。
任何一种政策问题都牵涉对于某种东西的分配。假如没有什么好处需要保护或者没有什么损失需要防止，那么也就不存在什么政策冲突了。
找出三个问题：首先，谁是某项分配的接受者，以及对他们的不同界定方式是什么？其次，所分配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对这些东西的不同界定方式是什么？再次，确定分配的社会过程是什么？最后，政策论证必须表明一种主要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将一些案例归为一类或者不是一类的做法是恰当的。
大多数最深刻的政治冲突和战略斗争都是与这种看来平凡的问题分类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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