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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是要把握知识或者学者能对社会施加多少影响的“度”。
克莱因说：“通过提供强有力的解释和严谨周密的判断，经济学家能够在公共讨论中起到一种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样的好时候其实不太多。当社会上对一件事情的价值判断有多种而且和学者们的判断不一致时，学者们想运用理性和知识的力量影响一般人、决策者以及社会就不太可能，至少是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在此情况下，学者最多只能给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给出各种方案可能会有的收益以及由此而来的必然“代价”，而最终的实际选择却很有可能与学者认为正确的方向和方案“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学者们应该怎么办？是为了获得当下的影响力而附和政府和民众的流行意见，还是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智识诚实？对这种当下社会影响力的追求或者不屑，其实就界分了真正有学术担当和品格的学者和学术“投机者”。因此，哈耶克说，“一个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成为‘不流行的’（unpopular）勇气”。
第三个“度”是学者和政府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
无可否认，任何学术都是在一定“权力”的或明或暗的支配之下。真正的学者，一方面能够合理合法地运用各种“权力”和“利益”为自己的研究寻找现实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又能秉持学术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他们不仅要质疑宰制了学术和知识生产的现有行政制度，还要以事实和理论逻辑说话，不设定任何理论前设，不能为了迎合政府或者特定“利益集团”而失去自己的学术独立性。
“经济学家为社会贡献了什么，他们又能贡献什么”，这既是个知识论意义上的问题，更是个涉及经济学家职业操守和职业伦理的问题。正如菲利普·默里所评价的，“尽管标题暗示了该书直接针对的是学生和那些不看书就无从知道答案的普通知识分子，这本书却同样对准了职业经济学家自身”。 （编辑：敖霞）
（《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克莱因编，艾佳慧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6月版，14.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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