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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早年间的两篇文章，作者分别是国防大学的两位老师。作为目前国内国防经济研究的回顾和概述。也算是给新版开个章。
关注国防经济学走向
作者：库桂生 2006-04-20 来源：光明日报
编者按：瑞典皇家科学院2005年10月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国防经济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的托马斯·谢林，引起国内读者对国防经济学的关注。为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国防经济学，本栏特邀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教授库桂生少将撰文，对国防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作一阐述，以飨读者。
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国防经济就伴随着人类社会，影响着历史的发展，也促使人们从各个角度思考战争经济和其他军事经济活动的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尼科罗·马基雅弗利认为：“谁的荷包里钱越富裕，谁就能打胜仗。”不过，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现代国防经济学始于1960年。美国著名学者查尔斯·J·希奇与罗兰·麦基恩合著的《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揭开现代国防经济学发展的序幕。 现代国防经济学是一门以经济学为工具，研究与国防有关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稳定性等问题的学科。与经济学一样，国防经济学研究对象也是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如何有效、合理地配置和使用稀缺性资源实现国防安全是国防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其研究的核心是，寻求实现既定国家安全目标前提下的投入最小化，或者在国家安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安全效益的最大化。
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当代国防经济学发展，一直是围绕现实问题展开，其研究范围和方法始终是因时、因势而变的。冷战时期，重视对威慑理论、军备竞赛、战争与和平，以及对出口控制、贸易制裁、经济援助等政策举措实现国家战略的问题研究。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研究领域转向裁军、国防工业转型、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9·11”事件以后，面对非传统安全的挑战，国防经济学家们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冲突经济学、恐怖分子行为建模、军事联盟经济学等方面。
国防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对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研究冲突和国防问题时，重新塑造了关于人类交互作用行为的分析范式。在研究方法上，通过引入比传统经济理论更加犀利的分析方法——博弈论，破除了新古典经济学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完全市场、完美信息基础上，忽视人类经济行为分析的错误，为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新中国的国防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在军队与国防建设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协调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由此催生了新中国国防经济学。国防经济学在新中国发展的20多年时间内，有比较丰硕的成果问世。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始终以现实国防安全提出的需求作为国防经济理论研究的着眼点，积极参加了国家、军队及有关部委的课题研究，为政府有关部门和军委总部的决策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咨询。在学科建设上，积累了可观的文献资料，翻译了多部西方国防经济学著作，并出版一批现代国防经济学教材，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防经济学奠定深厚的根基。
今天，面对世界国防经济学发展大潮，应对信息化战争的挑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发展中国国防经济学应当有新思路、新方法、新境界。
关注新需求，大力拓展国防经济研究新领域。只有以现实国防安全需求为导向，以国防经济现实问题为牵引，中国国防经济学发展才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国防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未来一个时期，作为中国国防经济学，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作为关注的焦点。同时，针对“9·11”事件以后非传统国家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开拓冲突经济学、恐怖主义理论等问题研究的新领域。
采用新工具，坚决突破传统范式。目前，我们与现代国防经济学的差距，最突出和集中地反映在研究手段和方法的落后。应尽快摆脱原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束缚，甄别地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国防经济学的理论营养，在研究工具和方法上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借助博弈论、计量经济学等手段，对中国国防经济学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定量模型分析。
搭建新平台，全面夯实学科发展基础。一门发展成熟的学科，在形式上有三个标志：基本文献、标准化教材、学科手册。目前，中国国防经济学学科建设在这三个方面都还存在欠缺，文献积累欠缺，核心概念没有很好梳理，严谨的逻辑体系尚未建立。必须加快这三个方面的建设，使中国国防经济学研究在现代经济学一般研究框架的规范下健康发展。新的时代呼唤一个以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为研究对象、以国防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以研究工具多样化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国防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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