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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上的就业机制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就业机制。在这个就业机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特有的人口包袱，导致劳动力供求的严重失衡，原体制下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和二元经济中农村隐性失业的释放，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的不断上升，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面临的信息化、工业化和发展知识经济等几重任务所要求的就业转移，导致就业矛盾更为尖锐，各种失业人口不断增长，劳动力市场面临空前的就业压力，且持续时间较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甚至认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必须是维持充分就业。”就业日益成为国家宏观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
如果说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的话，那么解决占总人口1/2以上的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大任务。作为首都的北京，其就业结构转换升级的方式和途径在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所用宏观统计数据均源自《北京统计年鉴（2004～2008）》及《中国统计年鉴（1985～2008）》或由原始数据经计算所得。
一、就业结构内涵的界定
1.就业与就业结构的内涵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就业是指在一定年龄阶段内人们所从事的为获取报酬或为赚取利润进行的活动。具体来说，根据国际标准，凡是在规定年龄以上的人，具有下列四种情况之一者，视为实现了就业：（1）在规定期间内，正在从事有报酬或有收入职业的人；（2）有固定职业，但因疾病、事故、劳动争议、休假、旷工或因气候不良、机器设备故障等原因暂时停工的人；（3）雇主和自营人员，或在协助家庭企业或农场而不领报酬的人，在规定时期内从事正常工作时间三分之一以上者；（4）退休人员再次就业（有报酬或收入）。
就业结构是指影响其结构形成的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关系或形式。影响就业结构的要素，一是主观要素或者说是就业者的内在条件，即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它具体表现为就业能力，这个能力决定就业的广度和深度；二是就业的外部条件，即资本及其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场所。两个条件不可分离，互相作用，影响着就业结构的各个方面。
换言之，就业结构是劳动者素质技能与资本结合所形成的就业状态。因此，就业结构一方面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业人员总体中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的人员比例；另一方面是指社会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各行业、各地区、各领域的分布、构成和联系。因此，就有所谓的就业的所有制结构、就业的产业结构、就业的城乡结构、就业的地区结构等等。
还有一种狭义的就业结构单指社会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分布。
2.就业结构的特点
就业的实质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这种结合必须具有合理性，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数量上必须保持恰当的比例；在质量上必须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即劳动者要在不同的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分布，这一比例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方向、速度和活力。
具体而言，就业结构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功能性
就业结构和其他结构系统一样，都有一定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是指就业结构本身在内部与外部联系和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功用和能力。就业结构要发挥其功能必须具备基本的条件，即结构的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必须协调，要有信息、能量、物质的交换和流通，否则根本不可能发挥其功能。结构本身组织得越严密，其功能作用发挥得就越正常。就业结构的严密性和有序性的不断加强，越来越有利于结构组织功能的发挥。
（2）历史性
就业结构是由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其变化是有阶段、有秩序、有规律的。影响就业结构的不仅有自然条件，最根本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所以，就业结构必须要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先进的历史性发展过程。
（3）复杂性
就业结构本身存在着复杂性。就业结构所包含的因素并非简单地罗列在一起，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和法则有序地划分和组合的。从层次上看，就业结构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它们既能相互独立又密切相关，从而保证结构的稳定。从种类上看，就业结构包括部门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等。除此之外，还有性别结构、职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等等。
二、就业结构的理论综述—中国学者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首批大学本科扩招生的毕业，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大学生就业难”的关注，进而引起学者对“结构性失业”的讨论。自2004年后，国内学者关于就业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总量的研究以及就业模式选择的研究，更多开始深入思索“就业结构”问题。
总体来说，基本上是从产业结构人手来谈就业结构，这是因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就业结构本身就是产业结构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研究过程中，也让学者们对经济学家“配第、克拉克、库兹涅茨”的就业结构变动经典理论描述有了进一步深刻地体会。即产业结构影响和决定着就业结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共同推动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变，而就业结构本身也是制约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
1.就业结构的演变趋势分析
夏杰长在2000年的《求索》上发表了“劳动力就业结构演变趋势及其相关政策选择”一文，在对新中国50年来就业结构的变动轨迹描述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偏低，要发展第三产业，必须从财税政策上为之创造良好的环境，在金融信贷政策上加大扶植的力度；还要加快城市化进程，鼓励中小城市适度扩容，推进住宅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从而为第三产业发展腾出广阔的空间和市场。
张玉英、王晓敏等在2002年的《湖北社会科学》发表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就业结构的演变”一文中，又清晰地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就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分析，认为人力资本构成对就业结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张车伟、吴要武在2005年的《中国人口科学》发表的“城镇劳动供求形势和趋势分析”一文，经过模型测算出我国就业总量的供求矛盾正在得到缓解，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正变得越来越突出。进一步引起后来学者对引起就业结构矛盾的各类影响因素加以分析与探索，特别是加入了量化分析。
2.就业结构变动的相关量化分析
龚玉泉、袁志刚等就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制度转轨和统计口径的偏差未能真实反映出实际就业状况。进一步，唐鑛、刘勇军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变动的非一致性加以研究与评论。
夏杰长（2000）对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差进行了分析。吴宏洛、王来法等（2004）对城市化与就业结构的偏差进行了相关分析，认为城市化滞后与就业结构偏差的结果，制约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调整与转换，也制约了城市化的推进速度。
徐杏（2000）在对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联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通过发挥消费需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导向作用，从而带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同时，全面深刻地改造劳动力技术结构，改变技术发展方式，以扩大消费需求，促进就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周大亚（2006）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就业弹性迅速下降，并预测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将持续下降至2016年；特别指出与过去“4050”下岗失业人员相继进入养老保障体系中，当前出现数目较为庞大的新“失业群体”，即指那些缺乏工作经验和劳动技术的年轻人员群体。程连升（2006）综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日益落入“高增长、低就业”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
3.影响就业结构变动的因素分析
蔡昉就劳动力迁移的过程及其制度障碍进行了分析，认为户籍制度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排他性的城市就业、福利性制度是制约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陈钊、陆铭（1998）则对二元体制下的劳动力就业选择及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二元体制导致高素质劳动力流动的不对称以及国有企业较差的经济绩效，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就业体制的一元化。张朝黎（2000）针对影响我国劳动力就业状况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教育活动、劳动力流动等因素进行了分析。王知桂、李建平（2003）从城乡间、城市内部、跨行业、跨部门流动等角度对中国劳动力就业结构进行了分析。刘殿臣、闫彩红（2006）从理论上对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关系作了阐述，并通过关联度分析，得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具有很强的同向性。
4.对地区就业结构的现状、特征分析
可喜的是，学者们在研究国家整体就业形势与就业困境的基础上，逐渐从关注宏观层面发展到关注微观层面。如范剑勇、桂琦寒、崔英（2003）对上海市就业结构的产业特征进行了分析，提出应顺应产业结构的提升趋势，加大力度建设职业培训体系，鼓励和宣传到劳动密集型三产就业，兼顾弱势群体的保障。
丛志杰（2003）则对内蒙古就业结构转型的轨迹、特征进行了研究，从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非国有经济、扶持中小企业、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三、就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由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文献可知，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引起该地区的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阶段性，通常遵循从农业——轻纺工业——基础工业——重化工业——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阶段交替规律。本文将以北京市为例，研究北京产业结构与其就业结构间的互动关系，并找出北京就业结构的趋势特点，为未来就业取向提供理论依据。
1.北京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互动关系分析
改革开放后，北京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都有许多传统职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了较大调整和变化。传统农民转化成为农机师、农艺师，传统操作工人转化成为数控机床和其他先进设备的操作工，过去的理发员转化为形象设计师等等。进入新世纪后，由于技术或产品的更新，以及提倡环保而禁止使用某些材料或工艺，导致原有的一些就业岗位消失。目前而言，衰落和消退的职业集中在第一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有部分传统职业消退。考察北京在1997—2007年期间各种职业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可知，高技能计算机专业人员是职业增长最快的群体，计算机和数据处理行业的就业人数也在激增。由于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扩张将刺激对计算机工程师、系统分析师和信息科学家的需求，同时保持高增长率的还有个人和家政等服务性职业。就业人数下降最多的是缝纫工、纺织工、编织机安装工等操作岗位人员。
改革开放后北京的产业结构变动形态见图1。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北京的第二、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出现稳定迹象，从2001年的2.12:30.79：67.09到2004年的1.54:30.59:67.87，似乎二者的变化已经到了一个不容易突破的界限，表明在第三产业内部，传统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再支持其大幅度提升，而新兴第三产业还没有集聚足够的张力。而在2005年，二、三产业结构的喇叭口又很有力度地张开了。这说明北京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已经发生着根本性地变化，主要表现为新兴服务业已经代替了传统服务业成为第三产业的中坚力量，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教育与文化产业等。北京就业结构也由2002年的9.95:34.64：55.4转变至2007年的5.17:20.37:74.46。
通过对比图1与图2可知，自1978年以来，北京积极努力将资本和劳动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在其就业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基本上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只不过在第三阶段中又有不同的内涵。具体而言，就是由1978年的28.35:40.06:31.59转变至1988年的15.13:45.81:39.05，再转变至1993年的10.37:44.5:45.13，至此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发生置换，使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的变化呈剪刀差状。
图1 1978～2007年北京产业结构变动趋势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北京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和减轻原有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使得一方面北京各大中型国企充满了经营活力，本市经济在1993年得以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结构性失业。
图2 1978～2007年北京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图
随后北京抓住了历史性机遇，迅速从一个“二三一”结构的重化工业基地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三二一”转型，特别是此时的北京第二产业已经站到了倚重高新技术的新型工业化的基点上，北京的第三产业也正在转变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和新型工业化服务的新型服务业平台。理论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必将引导着就业结构发生转变，因此，北京就业结构从1993年开始从原有的“二三一”结构转变为“三二一”结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图3可知，2004年是北京地区产业结构中由新型服务业替代传统服务业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分水岭。在此，“产业贡献率”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指标，所谓产业贡献率是指各产业产值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表明在经济增长中各产业作用大小的程度。在计算各产业贡献率时应剔除价格变动因素，分子、分母均用可比价格的增量计算。如第三产业贡献率=第三产业当年产值增量/国内生产总值当年增量×100%。
图3 1978～2007年北京各产业对经济贡献率
2007年由于国际国内物价水平的持续走高，因此出现了北京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74.37%比2006年贡献率减少了8.61%；2007年北京第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为25.34%，比2006年贡献率增长了8.57%；2007年北京第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为0.29%，比2006年贡献率增长了0.04%。2.北京地区就业结构呈现高技能化趋势
就业职业结构转向高技能主要体现在，白领人员的数量大大超出蓝领人员的数量，并且在白领人员内产生更复杂的分工。过去在社会生产劳动中，体力型和经验型的劳动者占多数，智力型的脑力劳动者比例不大，随着科技进步的加速和经济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脑力劳动者的比重迅速提高，逐步成为社会劳动中的主力。20世纪90年代后，发达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智力化趋势更为明显，脑力劳动者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已占绝大多数。有资料显示，美国近80%的工作岗位都是脑力劳动者。也有资料统计，白领阶层已占劳动者的59%，蓝领阶层仅占29%。
21世纪的北京地区的就业机会更多地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中产生（见表1）。这些行业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他们在生产知识过程中，生产率大大高于体力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也远远高于一般脑力劳动者。
表1 2003～2007年北京各行业每万从业人员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单位：人）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04～2008）》。
从表1中，可以看出北京市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每万人拥有的技术人才绝大部分都集聚在知识含量要求高的行业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升级后的北京产业结构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个人的知识水平还将决定着就业起点和收入，个人的知识结构也将决定着就业方向，个人的知识积累更将决定着工作中的进步。从另一方面而言，低技能劳动者将被边缘化，表现在低技能劳动者求职更加艰难，劳工地位更加低下，工作条件更加恶劣，其劳工权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得不到正当维护。为了验证上述结论，针对北京地区生产总值与其就业总量，采用双对数线性模型，模型表达形式为：ln（北京地区生产总值）=a+b×ln（北京就业总量）。通过拟合，可知1978—2007年期间，北京经济增长的总就业弹性为0.122。单就考察北京自1986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就业形势之间的关系，发现可将此二十年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为高经济增长与高就业增长模式，1986～1994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87；阶段二为高经济增长与就业衰退模式，1995～1999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141；阶段三为高经济增长与低就业增长模式，2000～2007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505。而阶段三恰是新兴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取代传统服务业成为主导，这意味着北京就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当然意味着北京劳动力供给层次需要全面升级，即那些无技能或技能水平低下的劳动力将出现就业困难情况。此时，也正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认为，“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已出现重大拐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企业即使一分钱工资不涨，也能源源不断找到劳动力。但是到这一点以后，如果不加强、不提高激励手段，不提高工资、提高福利，不改善工作条件，不减少工伤事故，企业就会雇不到所需要的劳动力。”
参考文献：
[1]周斌.北京就业结构实证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3）.
[2]吕福明.我国劳动力转移出现重大拐点[N].中国改革报，2007—08-02.
[3]王志平.知识经济的兴起与劳动力资源的适应[EB/OL].国研网.2000—05—24.
[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合作处.危机中的福利国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 边文霞 来源：《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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