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 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节选) |
| 盛洪 |
如此看来，现代经济学有着非常深远的中国渊源。这两种文化在现代经济学的孕育过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之初的沟通，是有案可稽的。魁奈这本书的中译者谈敏在前言中也指出，即使在本世纪，除了《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的作者以外，一些中外学者也就这个问题作过描述和讨论。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历史事实却一直没有离开专家的书斋成为大众的常识，甚至没有成为经济界的共识。相反，流行的却是似是而非的历史。例如，我记得一位西方学者（对不起，我忘了他的名字）曾说过，在斯密以前，人们并不知道除了掠夺别人以外，还有合作可以致富。而在我国，我经常在报刊上看到诸如“市场经济不是我们老祖宗的发明”之类的话，甚至在一些理论文章中，也经常有作者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归结为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与此相应，对中国的经济史更存在着普遍的曲解。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秦汉以后，就是一个契约性的商业社会，而把在这以后的两千多年与在这之前的历史统统纳入“封建主义”这个用以划分西方历史的概念中。早就有人指出，“封建主义”在西方是指以庄园制为主的经济时期，中国与庄园制相对应的经济制度是周代的井田制，这一制度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崩溃和瓦解了。更少有人知道，我国很早就奉行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等。由于对中国文化和经济史缺乏了解，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包括我自己）对能够接触到的西方经济学欣赏有嘉，却用来证明中国文化的无用和“全盘西化”的必要。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在西方近代的崛起、西方列强在与中国的冲突中的军事胜利面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上作了重大调整，他们中的大多数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彻底的批判和抛弃，连同它的最有价值的部分，有关自然秩序的部分。他们在接受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的同时，没有把市场制度作为同等重要的事物来接纳；在哲学层次上，他们则接受了把科学主义推向极端的唯理主义，而不是对之加以批判的、并且成为西方崛起主要原因的自然秩序哲学。沿着唯理主义的道路，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计划经济。只是在计划经济弊端丛生、破绽百出时，才从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找到武器。哈耶克是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应该承认，哈耶克的著作在人们批判计划经济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对人类有限智慧的谦卑态度，他对唯理主义的批判，他对制度形成和演进的自然主义态度，都使人觉得，他比斯密在风格上更接近中国古典哲学、尤其是老庄哲学。可悲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这种成功，没有使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向中国传统精神回归。而在另一个极端，又有人以市场经济是西方的而加以抵制。
这件事也许会使我们思考得更深，它涉及到文明的性质，文明之间的影响、沟通和融合，以及文明的更新。从中国自然主义哲学到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转变，或许是世界历史中最为成功的文明之间沟通的范例。这不仅需要一文明对他文明的开阔胸怀，而且依赖于该文明的自信态度，以及对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精华的内在需求。“全盘西化”对文明的理解既没有超出地域划分的类型，又不能辨认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价值。它甚至没有弄明白，文明的性质是什么。非常有趣的是，从自然秩序哲学、经济自由主义传统中，我们根本推导不出“全盘西化”的结论。遵从同样的自然秩序，在不同环境下却会生长出不同的社会形态或文明，它们本没有优劣之分。文明是内在生成的，它和承载这一文明的人群是血肉相连的。一个民族不可能像换衣服一样地更换文明。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发端于中国的自然秩序思想排斥文明的更新。相反，自然秩序本身，道本身，就包含了演进与变化的内容。我们今天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颂扬，并不是不要加入新的成分，不是不要从其它文明中，尤其是西方文明中吸收优秀的东西。但这一过程应是有机的、顺乎自然的，以原有文明为主体的。它是对构成新的外部环境的外来文明作出的恰如其分的反应，它必然要在原有文明和外来文明之间找到可以兼容的生长点，找到超越不同文明的一致性。这本是面对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挑战的中国文明可以作到的。因为它的自然秩序学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哲学灵魂。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