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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是商业伦理。很多人谈到中国的商业，都会感到高水准商业伦理的严重缺位。相反，德国和日本在极力追赶英美发达国家的时候，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有自己的传统性，这两个国家在传统性和现代性得分都很高。
第二 是在公司治理上，不同于英美企业过度强调股东利益至上，德国和日本企业从100多年以前就特别强调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强调企业社会责任。
坂本光司研究了日本永续经营的一些优秀中小企业，发现这些公司强调经营就是为了“对‘五个人’的使命与责任”，其中的优先顺序是：1）要使员工和员工的家人幸福（还有员工的家人！）；2）要使外包、下游厂商的员工幸福（不以大欺小！）；3）要使顾客幸福；4）要使地方社会幸福、繁荣；5）自然造就股东幸福。
第三 是在内部治理上，德日两国基本采用了劳资共制（共治）的方式。日本企业是非常典型的“劳动者管理型的企业”。日本工会紧密地参与公司运营，为改进业绩献计献策，很少作为资方的完全的对立面出现。德国工会在1978年前后曾经对工资增长提出过过高要求，导致劳资关系紧张，资方尽量采用机器代替人力，所以后来他们变聪明了，采取了与企业股东和经理层协商的方式，既保证了工人工资的持续温和增长，也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在德国，罢工是严格受到法律限制的。最近大家看到纪录片《美国工厂》里的美国汽车工会联合会UAW与福耀玻璃美国公司之间的对抗，在德国和日本基本上不存在的。其次，德国和日本的银行经常持有本国公司的相当的股份，也就是所谓的主银行制。长期以来，银行一直作为独立的力量，活跃在公司的监事会。学术研究通常形容德国是一个“对投资者保护不力……股票市场极其有限，几乎没有收购、接管，银行部门对于上市和非上市公司均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国家。
第四 是选择高端制造业作为战略性产业，不轻易为潮流所动（如服务业和金融资产泡沫化）。
第五 是德日两国企业的战略和经营目标显著地不同于英美企业和中国企业。
日本经营学者后藤俊夫研究发现，日本长寿企业的基因主要包括：立足于长期视野的企业经营理念；重视持续的成长；不断构筑和强化自身优势；长期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确保安全，量力经营；让下一代传承下去的强烈意愿；大多数处于一些特殊的行业（例如，酿酒、食品、旅馆、酒店、传统手工业等）。特别是，这些长寿企业站在“企业乃社会公器”的立场上，对于自己有恩的利益相关者及社会进行持续报恩，不好高骛远，踏实地从事与企业能力相符的经营活动，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愚直精神”。
第六 是独具特色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财团和德国商会在企业国际化方面扮演联合舰队的作用。
第七 是就金融体系而言，德日非常不同于英美。相对于德国的经济实力，其金融体系要保守和小很多。虽然在泡沫经济时期，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的市值完全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是，金融证券市场在德国和日本，总体上远不如英美发达，而且也不是他们发展的重点。美国的金融是市场导向的金融，典型代表是风险投资、投资银行、股票市场，有利于颠覆式创新；而德日这样的银行导向的金融，以各种信贷银行等为主体，更有助于持续性创新。
第八 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要采用不同模式，既要鼓励“始创新”，也要鼓励“流创新”，加快技术转换的步伐。
第九 是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不同于美国和中国的高流动性，长期雇佣是德日用人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十 是收入分配真的很重要，要努力缩小贫富分化差距，建立一个公平社会。根据统计，美国CEO与普通员工的工资之间收入平均相差300倍，2000年时曾经最高达400倍左右。相反，日本从1945年到1980年之间，两者之间差距仅仅3倍左右。即使经过泡沫经济之后，能力主义和绩效主义在日本抬头，现在的差距最多也就是25倍左右。德国的CEO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远远低于美国（但是显著地高于日本），达到50倍到100倍之间。例如，2016年，大众汽车公司的CEO的年薪是普通员工的52倍。
除了收入分配以外，人们还在意其他类型的收益，比如权力和声望等。长年任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经济专家竹内宏，用如下的公式定义日本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制衡关系：
（权力）+（收入）+（声誉）=恒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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