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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振宇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
脱胎于“全球领先的海事之都”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概念甫一提出便弹赞有加，弹是因为不服气，上海倒也罢了，造船厂、船级社、海洋大学及科研机构等一应俱全，体量也在那儿摆着，而深圳作为海洋城市且不说全球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等核心内涵难以服众，即便在国内也是小弟弟。2018年深圳海洋生产总值离青岛还差1000多亿元，国字头的海洋研发机构更是连老大哥广州也比不上，广州还有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和直属原国土资源部的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在南海可燃冰开采中掌握了话语权。
但深圳是干什么的？深圳是“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城市、深圳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城市！其实在“十二五”中后期，深圳就意识到城市发展中海洋板块的重要作用，2013年起每年投入超过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海洋未来产业：海洋高端装备、海洋电子信息、海洋生物医药和邮轮游艇业，五六年下来这四个板块占全市海洋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零头占到超过10%，而滨海旅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油气业等三大传统板块则降到了90%以下，这样算来，深圳实际上已在推进海洋经济、海洋城市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走了六七年了！
及至2017年5月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发布《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推进深圳、上海等城市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深圳市委市政府作出了非常有力的响应，于2018年底出台了《关于勇当海洋强国尖兵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决定》，提出了“十个一”工程，其中就有建设“一所国际化综合性海洋大学”、设立“一家海洋开发银行”内容。但没有国家级项目支撑、没有国家层面授权，深圳建设全球海洋城市还是觉得不给力！
这不，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来了！海博会落户深圳绝对是一个巨大推力，激发了深圳举办国家级、国际级会议会展的丰富想象。接着在8月份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把“支持深圳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推向国家最高决策层面，成为“到2025年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2035年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总目标的重要支撑，“按程序组建海洋大学和国家深海科考中心，探索设立国际海洋开发银行”是三大切入点。
在建设“全球标杆城市”和“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新形势下，不仅建设要提速，而且内容要提质，“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内涵也要提升，要抓住机遇、对准短板、主动谋划、重拳出击！
首先，必须牢牢抓住综合授权机遇，聚焦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再加上特区立法权，把原来航运服务、海洋金融等方面迫切需要做但做不成的事项进行深化细化，迅速形成可上报授权清单，让授权有的放矢、落地生根。
其次，必须深刻认识海洋秩序建构的国家短板，以推进建设全球海洋秩序中心为己任，提高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定位。今后30年，深圳不仅要引领国内海洋城市建设，更要争取海洋领域国际话语权、舆论制高点，在遵守把握现有海洋规则基础上，根据发展需要修订现有海洋规则，基于未来需要发起制定一些海洋规则。南海仲裁案暴露出的短板深圳要冲在前面补上！
基于以上认识，
深圳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当务之急是在夯实经济科技硬实力的基础上，全面提升海洋治理能力、海洋法学实力、海洋文化引力和海洋国际交往感召力，把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导入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实践中。
现有海洋秩序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不论是规则制定还是实施，在大航海以来数百年的商船运输、战争洗礼和案例实践中，欧洲把全球海洋治理纳入海洋法系，提供了包括海事仲裁、海商司法和冲突管理等方面重要的公共产品，构建了知识优势、行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形成以海牙、伦敦为代表的全球海洋秩序中心。海洋秩序包括海洋规则体系和实施机构、海洋治理理念和海洋文化习俗，现有全球海洋秩序基本制度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
但存在未必合理，近来澳大利亚老是吵吵“基于规则的秩序”，问题是规则由谁来写、谁来用、谁受益？这些东西需要在法理层面明确、在实践层面探讨。我国在亚太海洋实践中痛感一些规则的缺位和缺憾，深圳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就是要和国家需求密切绑定，在学科建设、机构建设、文化建设方面突出重点、形成体系，在理论、规则、制度层面弥补现有规则体系不足。在海洋划界、专属经济区管理、国际海洋合作、渔业资源使用、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修复、打击海盗、海啸预警、海上搜救、海洋国际组织常设机构设立、议题设置、规则标准制定等方面发挥桥头堡和先行军作用，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注入国家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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