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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有专家通过横向比较告诉我们新的情况，如：中国的房价与收入比世界最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张涛），中国的医疗卫生公平指数全球倒数第四（据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据2009年福布斯排行榜）……最近又有专家指出，中国的社保缴费比例世界最高（见以下叶檀等两篇转文）。这些情况让人禁不住要问：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了？
叶檀的博文：
3月10日，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先生在《新世纪》杂志上公布自己的研究发现，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50%，这个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
一石激起千层浪，纳税如此之高福利如此之少，让很多国民莫名惊诧。
让人惊诧的事情还没有完。虽然缴费很高，但社保依然存在巨大的资金黑洞。3月9日，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张黎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大会发言时表示，社会保险基金缺口将在2035年左右达到高峰，每年会产生1000亿元人民币的“赤字”。另据粗步测算，目前社保基金缺口达到10万亿元人民币。难道我们只能在重重税费中痛苦生活？在每年《福布斯》杂志的全球税负痛苦排行榜中，中国每年名列前茅。
高税收对应的是高福利，但是，按照目前中国社保资金状况，只要能够保证全民有基本的社会保障就是上上大吉，欧洲式的高税收高福利，并不适合底子薄、人口多、正处于城市化转型关键时刻的中国。即便欧盟也无法承受高福利的重负。去年6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警告欧洲高税收和高福利的模式未能使人们免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质疑高福利高税收政策。提出一个关键问题，这场危机（金融危机）是否表明了其它财政政策模式可能更为可取？
对于中国而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弥补社保资金缺口。继续加重税负就是对民众的无度盘剥，绝不可行，可行的办法有两条，一是借力国有企业的发展红利，在资产增值中解决资金缺口；二是提高税费的使用效率。
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成为全球有名的赢利大户。进入全球“财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从2001年的9家扩展到2009年的34家，中石油中石化给境外投资者分配了不菲的红利。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沉浸在全球总市值前三强的梦幻喜悦当中。曾经坏账累累的国有银行，经历了一轮脱胎换骨的注资、改制、引资、H股与A股上市，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风险控制能力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包揽全球银行市值前三甲，上缴大股东汇金公司的红利就不少。并且，通过并购重组，国有企业资产获得了十倍的溢价，投资者给国有企业保值增值做出了巨大贡献。
反观国有垄断企业对于国民所做的贡献可谓微乎其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指出，“现在国有企业资本预算，没拿什么钱给社保基金。这样社保就只能靠居民、企业，等于减少居民收入。但是，央企的利润应该有相当大的部分给社保基金。”
央企的利润有没有用之于民是笔糊涂帐。红利部分大概是没有用之于民。根据国资委的报告，2007年和2008年两年间，财政部共计收取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即通常所说的国企分红)共584亿元，而这584亿大部分投向了2008年出现流动性困难或受到自然灾害打击的一些央企，以及新设央企的资本金。全国人大代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就撰文指出，国有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和使用并没有解决好。真正将其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10亿元。
央企的税收不少，用之于民了吗？2009年1月~10月，中央本级财政收入31330亿元，其中来自中央企业的税费总额高达9305.2亿元，约占到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的30%。也就是说，中央财政中有高达三成的收入来自于央企的红利和税费。如此大一笔中央财政收入，只有通过公开财政预算的明细帐，才能确定有多少用于民生，有多少用于社会保障，而有多少成为政府公款支出的成本。没有公开的法制化的预算细则，所谓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就是一笔糊涂帐。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直观感受，税费越来越高，居民财富极不均衡，政府与企业的钱越来越多——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92年占GDP的11.1%、19.1%上升到2007年的22.9%、22.8%，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分化带来了新的隐忧。
国企红利用之于民，是解决中国社保不足的根本；提高公共财政使用效率，则决定了中国税收法治化与社会运行成本高低。要改变高税收低福利模式，两者缺一不可。
西部商报的文章：
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是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研究发现。(新世纪)
国内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排名世界第一，但社保待遇可不是世界第一，民众收入更非世界第一。现实的情况是，民众分享国内财富蛋糕的比例逐年下降，已至历史最低，社保欠账更是非常严重。社会保险被称为第二财政，虽然被用于民众养老、失业、医疗等需求，但仍然具有税收性质。过高的社保缴纳比例，当然会给民众和企业带来沉重负担。
当下民众他享总财富中的比例过低，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过少，国内民众的消费能力不强，内需不足，都与此相关。正如白重恩指出的，当前的社保缴费费率过高，不但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不利于扩大就业；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挤压了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社会保险缴费纳费比例为何如此之高呢？当然与社保制度存在缺陷有关，也与国内财政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有关。国家财政收入一直高于GDP增长的速度，但对社保的投入历来不高，这种结果当然要求企业和个人缴纳比例要高些。国内对社保的欠账一直就很多，据2009年5月29日《华夏时报》报道，社保资金缺口至少10万亿。为何会造成如此大的缺口呢？当然与国企改制的历史欠账有关，也与国内财政将过多资金用于非民生类支出有关。比如几年前银行改制拨离坏账投入就达万亿元，对其他国企每年的投入也不是小数目，直到现在，每年还对一些垄断国企进行财政补贴，比如油企每年都会得到巨额财政补贴。再加上公共财政中“三公”消费之类不合理支出，民生类投入自然就很少。
那么，如何化解社保缴费世界最高的难题呢？首先要加大政府对社保等民生类支出的投入力度，改变财政支出的投入方向。这就要求减少对国企的补贴，不能再继续将取自民间的财政收入用于维持效益低而对民众贡献少的国企，同时减少“三公”消费，让更多的钱用于社会保障、教育等民生类需求。
其次，当下国企通过垄断地位获取的巨额财富，要真正用于民生，而不能继续维持管理者和内部人分享财富盛宴的局面。国企多年来获取的利益，没有给真正的“所有人”进行分红，除了维持国企的发展和投资新国企，大量财富被企业高管和国企职工所享受，尤其为国企高管们所分享。将国企利润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从而让国企创造的财富真正为全民共享，这不仅是化解社保缴费比例世界最高的难题，还是投资人享受收益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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