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1969年,索洛提出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可以避开这种加总问题而保持新古典理论的定理,即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可以把每一种资本品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对于这一问题,新剑桥学派在70年代做出回应,表明在一般均衡理论中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显然只是回避了加总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不能再使用总量生产函数。
在60-70年代,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很快从资本测量扩展到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批评的有效性在争论的过程中不断得到澄清和证实,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加入到英国剑桥学派的行列。同时,新剑桥学派开始通过复兴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经济学、并吸收卡莱茨基的理论试图重建经济学体系。
虽然在这种逻辑争论中新剑桥学派取得了优势,但人们很快发现,这种异质品加总问题在新剑桥学派试图重建的理论体系中同样存在,如他们试图复兴的古典理论中存在着李嘉图的"寻找不变的价值尺度"和马克思的"转型问题",即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命题也只能在单一产品模型中成立而不能推论到两种(多种)产品模型,萨缪尔森发表多篇文章表明马克思在"转型问题"上逻辑不一致,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帕西内蒂悖论"的争论,即由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新剑桥增长模型依然不能脱离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家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为其挽回了一些面子。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剑桥学派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有关剑桥资本理论的争论似乎也中止了,就整个经济学界而言,这些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比如,从80年代晚期以来蓬勃发展的经济增长理论仍然广泛地应用总量生产函数和边际生产力论,而对其中包含的逻辑悖论根本未予考虑。
哈考特(1995)认为这种忽略就其胆大和傲慢而言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这反映了在理论界处于统治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具有的"无情的"的统治力。我们这里想加入的解释是,罗宾逊、斯拉伐和卡尔多是在30年代就成名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的名声和辈分远高于萨缪尔森等人,一旦他们去世了,再进行这种研究可能就没有人给钱了或不能使文章发表,你如果不能在大学里得到职位是不可能进行这种研究的。
折叠争论原因
其一是,尽管新剑桥学派采用异质品模型表明了新古典理论中存在着逻辑悖论,但这种逻辑悖论产生的原因却没有被揭示出来,萨缪尔森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在承认逻辑悖论存在的前提下,用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跨期均衡)表明,这种逻辑悖论只是出自于技术关系,希克斯(1973年)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而在剑桥资本争论中人们又很少能找到这种逻辑悖论(技术再转辙)的经验例证,从而在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这种技术再转辙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加之争论又异常复杂,以至很少有人能够理解。
其二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十分清楚资本理论的逻辑悖论的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和其意义何在,其中的重要一点是,他们同样认为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是实物的统计,只不过试图把社会关系的因素加到经济分析中来,即如罗宾逊所表明的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当人们对斯拉法加入利润率的投入产出模型(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模型)仅仅做出相对价格的解释时,也必然会把技术关系与社会关系搅在一起,从而难以理清这种争论的逻辑并建立新的理论。当没有一种新的理论能够与新古典理论相竞争时,经济学家对现实的解释只能按照新古典的方法,以免出现理论的真空,即在剑桥资本争论的逻辑被澄清和能够取代新古典理论的新的理论出现之前,人们是不会放弃新古典理论的,因为逻辑悖论虽然存在,但并不一定是重要的或致命的。
然而,如我们前面的全部分析所表明的,剑桥资本争论所揭示的逻辑悖论对于新古典理论是致命的,主流经济学错误地使用了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误把它们作为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实际变量。如在剑桥资本争论中所表明的,不只是资本领域的问题,只要涉及到这些统计资料分析的领域,采用新古典理论的分析都会产生逻辑悖论。而理清这种逻辑悖论的关键就在于明确这些总量的性质。
折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