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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为何讲“去识”？
哲者，智也（《尔雅》）、知也（《说文》）。哲学几千年来说来道去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人们如何认识所处的这个时空世界，即世界观或宇宙观；以及人们如何认知自身在其中的地位和价值，即价值观。
个人认为，道家成于尹子而非老子。尹子和老子均为无实可考的实有其人，就像老子倒骑青牛紫气东来暂居函谷关留下五千奇文这种神话一样，无法也无须考证。尹子老子，只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化身代号（读者对下文中的尹子老子应作此理解）。
作为思想体系的符号，《文始真经》的尹子思想和《道德经》的老子思想并不一致。从知识演进的角度和宗教进化的角度来看，一种教义的形成必定基于已经相对成熟的某种思想，即“家”不等于“教”，“教”必晚于“家”。《关尹子（文始真经）》是在讲理，是理论课程；而《老子（道德经）》是在教化，是实践课程，或者说是先理论（《道经》后实践（《德经》），《德经》当中充满了浓重的儒学味道。故而，虽然学界有认为儒道之学皆基于易学，“尹子”要早于“老子”。这也基本是学界共识，即道家不等于道教，是两回事。
德，本是一个动词。德即得，德即行（为），同登（攀登，追逐顶缝目标）。《道德经》即“天道实践论”。而人的社会性行为受的是人的价值判断产生的动机的指引，而不是所谓的天道的指引。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有多么不同大相径庭的行为动机，统统都处在同一套物质理论（天道）之约束之下，这就是休谟法则——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无关，事实和价值两码事。因而，从“道”中是无法给出人的行为（德）指引的。所以，真正讲道者，并不谈德。故而，真正的道家，必是讲无为，而不讲德这种有为。所以说，《道德经》当中讲道又讲德，明显不符“无为”。
细读李聃《道德经》然后对比尹喜《文始真经》很容易发现，两者在行文措词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明显感觉《尹子》要比《老子》更“地道”，离世俗更远而少有南面之术的儒学味道。由此我对老子写五千文是否历史事实产生了怀疑，甚至怀疑《老子》《尹子》同出一（群）人之手，仅仅是托名之作罢了。
尹子在道家的地位实际上是相当高大上的。你到道观里大殿里看到的“文始真人”，就是尹子。周庄把他和老子并列为“古之博大真人”（《庄子天下》），但道家谱系中尹子这个文始真人总是处于老子这个“太上老君”的配殿之位，所以妇孺皆知老子而很多人并不知尹子。
且道家讲道至今日，《道德经》之道德二字含义已经严重歧化，早就偏离原意而变成了南面之术，而非尹子当初所言之道了。
所谓“认知”，本就是指人这种生物体对外部的认知。非人的，尤其是非生物事物不存在什么认知问题，更别提是价值认知。现代科学把事物之间的联系或关系称为“作用”、“作用力”，而是认定作用一定是相互的，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而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一定对等。
近代有人提出一条被称为“第四定律”的物理学定律——I力对J流的推动，等于J力对I流的推动。
这也就是说，认知事物的过程当中，具有主观意识的人不可避免的会把自己的主观意识代入对外部世界的所谓认知当中，得到的认知一定不是事物的本元，而是一个人与物互动的结果。尹子正是看到了人的认知这种无法避免的对外扰动，才提出要去识。
这种思想其实与其同时代已经成形的不可知论是一脉相承如出一辙的。不可知论者如高尔吉亚，不过就是说出了因为人的认知无法免除人为对于本真的干扰这个道理。
实际上，无论从语言文字还是物理学，人们至今都不能给“观测”“认知”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使其能够成为纯粹与人无关的“纯真”。
《关尹子》直言，“梦中鉴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梦天地者寝不寐，欲去鉴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无，在此不在彼。是以圣人不去天地去识”（《关尹子柱》）。
“去识”和“无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代行为科学已经认定，社会人的行为，即所谓的“操作行为”，是基于其动机的，而动机就是价值目标，是价值认知判断的结果。故而，去识的直接结果就是无为。道家之道本来就是在讲“天”，讲自然规律，而不是在讲作为社会人而非自然人的人。虽然没有系统严谨的逻辑推证理论，但于散言碎语当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知到，尹子对认识的两分（天道与人伦）以及对人本身的两分（自然人和社会人）是有深刻思悟的。尹子讲去识，应该说他要去掉的是价值认知，而不是事实认知。对于事实（道）的探究，尹子还是在孜孜以求的，否则何自称为“道家”？
被称为最后大儒的荀子（前313～前238）说过，“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荀子礼记》）。这同样是对人的两分——自然人之朴真和社会人之善伪（不要以现代汉语对“伪善”做解读。其本意只是“善行是一种人为之举”）。
荀卿抓住了道家天地不仁的真知，把仁善和天道加以明确区分，指出了“性本善”的错误。荀卿讲“性”，就是在讲天性。《荀子性恶》对“性”做了定义——“凡性者，天之就也”。但很难由此说荀子具有认识两分的思维。因为荀子走向了性本善的反面——性本恶。而“天之就也”的性，应该是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而是价值中性的。老子讲“天地不仁”，讲的是天地自然当中只有自然规律这个“道”，而不存在善恶价值判断。
荀子被评价为“明于天人之分”，但依然是从错误的性本善到错误的性本恶，于思悟中既有进步也有退步。
其实在荀子之前的庄子（前369～前286）已经有了事实价值两分的思想，“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庄子内篇齐物论》）；“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同前）；“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同前）。
庄子的思想，其实已经可以是属于明确无误的事实与价值两分的认识论了，这比休谟的两歧鸿沟之论早了两千年，可惜淹没在了被后世独尊为显学的儒家思想之文化尘埃之中。
到了明朝王阳明时代，心学当中依然保留着很明显的天人两分思想。王阳明心学格言就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但是随后一句“知善知恶为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暴露了荀卿般的认识论局限，因为从格物之中是得不到善恶这种价值判断的。
对于人性本真，明朝哲学家、王阳明的门生钱德洪（1496～1574，浙江余姚人）说得更加直白，“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本是无善无恶的”——心体是事实，善恶是价值，事实当中没有价值。
天道就是自然规律的真理，即天真。而人的作为就是与真对应的“伪”。人为即伪，可以说是汉字造字之精妙的一个典型案例。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高评判《道德经》“是一本最有价值的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实属《道德经》带来的严重误导。真正的道家应该读《关尹子》而非《老子》。道家一直都在消除人为之伪追求天道之真，怎么可能会是关于人类行为的教科书？不过众多国人包括所谓的国学大师都不知晓道为何物，一个外国人对“道”有所误读误解也不足为奇大惊小怪了。
从行为学的角度来说，“认识”本身就是人的一种行为，而且主要是社会人的行为。人的认识，是明显有别于达尔文生物“适者生存”当中所讲的“适”，基本上都是一种行为学的“操作行为”（）有目的的主动行为。那么，作为行为的一种，讲“无为”当然就应该包括言、行、学、识种种之人为。
显然，老子讲无为，是假的，《道德经》落脚点在“徳经”。而尹子讲去识，是真的。那么有人就会疑问，去识无为之后怎么得道呢？这就是道教后来发展走入歧途的问题了。原本在鼻祖老子尹子那里，道根本是不须求不用求的。尹子明言：“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终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关尹子宇》；这就是说，在尹子那里，道与德、行是有明确区分的。“勿以圣人力行不怠则曰道以勤成。勿以圣人坚守不易则曰道以执得”。当人去识无为之后，他就失去了一个人的社会性而变成一个纯粹自然的生物人，回归为自然的一部分，也就返璞归真而得道。
道就是天，契道就是归天。这就是尹子“故闻道于朝可死于夕”“一息不存道将来契”的含义——死人无识无为，回归自然归于真道。
天理即道，识、为皆人欲。去识、无为、一息不存道将来契，这种思想终点就是“灭人欲存天理”。当社会人不复存在之时，“他”就成了“它”，就回归自然了。而自然是依道而行的（道法自然），所以，回归了自然也就是契道。
但千万不要误解以为尹子的契道就是让人去求死找死。求和找，都是欲都是为，而道家只讲无为。在尹子来说，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本来就是与道与生俱来契为一体的。“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元”、“彼未死者，虽动作昭智，止名为生不名为死。彼未契道者，虽动作昭智，止名为事不名为道”。所谓未契道，只是对某种契道状态（生）的一个称谓，你不去思考它不去考虑它姓甚名谁，它就是（契）道。
很难用“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分”来简单总结老子尹子的道学思想。从“若碗若盂，若瓶若壶，若瓮若盎，皆可建天地。兆龟数蓍，破瓦文石，皆可告凶吉”（《关尹子柱》）等论述当中可知，道祖时常还是把“天地”与“凶吉”这两种认知相提并论的。但相分是现实存在，合一只是价值主张。不论何种宗教信仰，人都是始终于天独立相分的一种存在，分歧只在于来于何处归于何处。但道明显不是宗教，它讲的是“圣人之道，本无首末无尾”“无源无归”。
以“无为”“去识”来看后世道家的种种修行，都是南辕北辙之举。修行、求道本身就是一种“人为”之伪，怎么可能假伪致真？
由此也可以看出，原始的“道经”究竟是否假托老子尹子之名而成实难考证，但演绎成为后来的《道德经》十有八九是一个后世儒家的假托之作。因为“德”就是“得”，道德经即德道经就是“得道术”，而《关尹子》早就明言“道终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了。显然，讲仁讲德是后世儒家的思想而不是原本的道家思想。用现在语言讲，道家本是自然科学，是理科，是对自然规律做事实判断；而儒家是社会学科，是文科，是对社会运行做价值规范。儒家讲仁爱，一如外来的各种宗教，但老子明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作为天之化身的圣人同样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不仁”。
“知识”，汉语中是一个固定词组，“识”的结果就是“知”。“判断为知识之根本”（《认识论》张东荪，商务印书馆2017年12月第一版，第二章“知识之性质”）。那么，如果去掉了识，又怎能得知？我给出的办法就是“思”。之前不久写过一帖，希望大家《像盲人那样思考》，这是要去掉了目不识丁这种“眼见”之识，并不涉及到思考这种心灵之识。而《关尹子》讲去识，是要去掉一切的识，包括用心思考。《关尹子》第一章“宇”第一段里就讲到，对于道，“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镂尘”。后面又反反复复提到这一点，如“勿爱道爱者水也。勿观道观者火也。勿逐道逐者木也。无言道言者金也。勿思道思者土也”。还有“道无我，圣人不见己进道己退道。道无人，圣人不见甲是道已非道”，以及“不知吾道无言无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异物，横执为道”。还有“若以言行学识求道，互相展转，无有得时。……一息不存道将来契”，……所有的论述都是要消除“人”的存在和对非人自然界的影响或说是干扰。
显然，在尹子这里，道就是自然以及自然规律，而人是一个外在于并独立于自然的存在。关尹子觉得，来自于人的认识本身会干扰自然界的原本运行，有了人的因素参与的事物就不再是“自然”，所谓去识，只是要去除人对自然的干扰。
然而，要么尹子口中的“思”于今不同，要么尹子没有深究言行学识思、爱观逐言思之间细微但深刻的差异。都可以归于人的行为，然而“思”与言行学识不同。言行学识在物理学层面皆受到时（间）空（间）限制，假时空而存在。“知言如泉鸣，知行如禽飞，知学如撷影，知识如计梦”，都是在物理学层面以时空现象描述言行学识的，惟独“漏掉”了对思的刻画。但“思”确是可以超时空的，“天马行空”都不足以描述这种超时空现象。世界各国古已有之的神话传说，当今盛行的科幻小说，都是思的结果和产物。在神话故事与科幻小说之中，时空对主人翁的制约都荡然无存，这种突破用现代流行语讲就是“穿越”。反面，思也不会对时空有什么干扰破坏，从苦思冥想中醒过神来，周边的时空事物一如既往。
如果“思”这种“为”不会干扰影响到自然运行，那么“无为”之为就没有必要涵盖于思了。“道茫茫而无知乎，心傥傥而无羁乎，物迭迭而无非乎”（《关尹子宇》），无羁无束的心思尽管驰骋，道依然茫茫无知，物依旧迭跌无非。
极端的“去识之后自然得道”的理论本身就是“思”的结果，《文始真经》本身就是一家之言，如果连“言”“思”也都去掉了，又怎么得到并让他人知晓这个结论呢？
在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区分方面，尹子所言所著以及高尔吉亚之论，带有明显的自我悖论的内部逻辑矛盾。【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千言》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受言者最多的著作，老子还算是知者吗？诗人白居易写诗讽刺“言者不如如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后世孜孜不倦地研究尹子高尔吉亚这些先哲的思想，很多人自觉感悟颇深，以为理解了其中真髓。然而其中真髓却是“没有可以描述并被理解的真髓”？。
对此，爱因斯坦感叹到：这个世界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而在于我则可惊呼：不可知论者竟然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这正如张东荪《认识论》中所说：“怀疑论最大的错误，即在他毁坏了自己的立脚点”。
但“立足点”的说法基于源发观念，然道家讲有无互生无源无归，没有什么立足点。“惟各教皆有其历史，以行于世，而道教无有也。《道藏》之书虽多，要皆空虚诞妄，等于无物，无从采择”（《中国道教史》傅勤家，商务印书馆，第二章）。
不过，这种诘问或许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为何尹子会说“以不得道故不失道，以不有道故不无道”了——“道终不可得”——道家被称为道家，但真正的道家从未追求过得道。
其实，高尔吉亚怀疑论和尹子的去识并不同路。前者可谓是真正的怀疑论，而尹子并非怀疑论，相反他是实在论，是反干扰论，道家确信本真是与世俱来的存在。尹子仅仅是认为人的“认识”行为本身，对于达到本真来说，是多余的、是无效的，而并非本真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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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推出价值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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