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21]乡村建设vs.新农村运动？

以下是引用wangdebin116在2006-3-20 18:23:00的发言：

我是联络其他意趣相投者一起去从事农村工作，主要是从事农产品加工方面工作，要有政府的介入，但是又不完全依赖政府，我也知道很难，所以希望大家给我更多的意见。

谢谢

要带动农村经济,在农村搞农产品加工,是一个办法,但是不能盲目生产加工,必须针对农村的现况,对农村资源的利用,还必须对地质有一定的了解,因地制宜带动农村经济.也不能照搬别人的成功例子,要针对我国的国情,祝你成功!

楼上的，能具体说说吗

我的老家就在河北农村，农村的问题好复杂的。虽然我们有好多的有识之士，想要在农村创出一番新天地，或者是看到了中国农村这个巨大的市场，但是我认为有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要面对腐败的农村官僚制度。在我的老家，村官多是由小痞子之流担任，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但事实的确是民主完全不存在，一个老老实实的正经人几乎是得不到机会的，即使得到了这个机会也会被某些人搅的你干不下去。所以要想干点实事，就要做好面对这些人的敲诈勒索的准备。

我很敬佩那些有雄心的人！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进行制度改革，断绝腐败的根源。这些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要靠我们政府的努力。当然，我们可以振臂高呼！

我仍然很敬佩那些有勇气的人！

版主，你好 ，请问有没有专门研究三农的板块，我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 ，谢谢

以下是引用zhaojunsorry在2006-4-4 21:02:00的发言：

版主，你好 ，请问有没有专门研究三农的板块，我是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 ，谢谢

没在论坛里看到过！

建议你向nie版主提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研究三农的板块．

偶觉得热点并且也是重要的问题值得设立一个独立的版，支持你！

农村问题爱好者-----论坛中农村帖网址搜罗　　（有时间可去看一下，比较集中）

https://bbs.pinggu.org/thread-79287-1-1.html&page=2

如果当地地方政府官员和上一级政府官员的目标取向不一致,特别是当地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取向与当地农民的目标取向不一致时,新农村建设就面临着取舍的问题.所以新农村建设到底是当地政府官员的事,还是农民自己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是当地政府官员的事,政府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导,那么政府官员以此为政绩,新农村将会流产;如果是农民自己的事,那么新农村建设就应该以农民的意愿和利益为基础,否则农民将视政府的行为为不可信.

新农村建设,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不可忽视,政府该干哪些,不该干哪些,应该有所明示;否则新农村又只能是纸上谈兵.

[em01]

我建议大家有机会去看看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这样你们就会对新农村有更深的认识

感谢你给我发的资料，我看了有很多话，要说，真的，农村的情况太复杂，但是马的失败我不惊讶，甚至我今后可能也会失败，这些我都不惊讶。因为，对农村的种种困难我有过经历，我现在也问自己，我一定要去吗？可能没有了先前的那么强烈，但是如马所说‘我会一辈子关注农村’，我会尽力留在农村，毕竟我心里还是放不下。

作为农村出生的人，我认为三农问题在全国各地的农村表现是不一样的，各地应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同时政府在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也必须谨慎

“扶贫二重唱”：地方政府与NGO联袂首演 南方周末　 　2006-03-23 14:32:37

一方出资1100万元，一方出人出力出措施 　　“扶贫二重唱”：地方政府与NGO联袂首演 　　 　　□本报实习生　潘晓凌　吴娟 　　 　　“什么是NGO？”江西乐安县流坑村的村民对记者的提问，一脸茫然。 　　这是个国家重点贫困村，70％村民住在三四百年前的明清建筑里，人畜混居。5600多村民，人均年收入937元。 　　尽管不知“NGO”为何物，但非政府组织却即将介入老乡们的生活———中国第一个“NGO与政府合作实施村级扶贫规划项目”即将在江西实施，流坑村被选为试点之一。 　　政府采购NGO服务 　　几乎所有的采访对象都认为，江西成为该项目的首块试验田，与张志豪有直接关系。这位50岁的男士是江西省扶贫办主任，具有21年相关工作经验。初识他的人会认为他是典型的中国官员，但熟悉他的人却称：此人极富创造精神，对这个新项目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上心。 　　“江西扶贫办从财政扶贫资金中拨出1100万元，用于乐安县、兴国县和宁都县的18个国家重点贫困村的扶贫工作，每村资助50万元。”2月27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张志豪解释：“我们委托中国扶贫基金会招标选择一些NGO，负责试点村扶贫工作的实施。 　　这18个由NGO负责的村被称为试点村。 　　项目评标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康晓光将该项目比作“政府花钱采购NGO服务”。 　　2005年12月19日，项目启动仪式暨NGO招标说明会在北京召开，会后，9家NGO递交了投标计划书，据康晓光介绍，对NGO的考核重点一是工作团队的素质，二是标书的质量，三是机构以往的业绩。江西省内的NGO将得到优先考虑，他们在执行项目上占有天时、地利、人和。 　　2006年2月17日，评委会委员按此标准给9家NGO打分。“原本打算选出3家，但他们的标书都做得很好，且差距都在几分之内，实在难以取舍。”康晓光说。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行最也建议多招3家，以扶持更多的本土NGO发展。最终，6家NGO挣到了“大奖”———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以89分位居第一，其他分别为江西省山江湖可持续发展促进会、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 　　乐安县扶贫办主任何元民说，他对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比较感兴趣。这是美国的一个NGO，注册资金、营业额度都很可观，扶贫方案也做得不错。他直接给“小母牛”打了100分。而江西青基会为了做好扶贫方案，特地到试点村呆了十几天，给评选者留下了良好印象。 　　17日下午，6家中标单位分别收到电话通知。青基会副秘书长戴莹说，同事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高兴得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而小母牛中国办主任陈太勇则马不停蹄地开始写报告——他要向美国总部汇报情况。 　　国家扶贫的边际效应 　　“把钱交给NGO管理，并非政府扶贫不力。”张志豪一再强调，“但由于缺乏激励机制，政府扶贫很难做得更好。” 　　21年来，从普通办事员到省扶贫办一把手，张志豪早已熟悉这个领域每个流程和细节。 　　在他看来，由于省、市、县三级扶贫办是垂直隶属关系，上下级之间存在着利益和责任的连带。而管理与监督都在政府内部运作，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很难让农民信任。 　　此外，扶贫款从上至下层层划拨，越到基层，渗漏的可能性越大。而扶贫的结果往往也会出现偏差——评上贫困县或“重点村”，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获得更多资源，这容易引发情况虚报与利益争夺的情况。 　　铁面审计长李金华曾披露：截至2004年10月底，他们在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查出了5.78亿元扶贫款“灰洞”———其中4.28亿元用于平衡预算，1.5亿元买了小轿车或弥补了行政经费。 　　“现在政府把钱交给NGO，两者之间变为了法律关系，在权责划分上更加透明。而扶贫办将拨款直接划到NGO专用账户里，并审计资金使用流向，亚行也对其进行监督。”张志豪解释。 　　“这种做法可以让扶贫目标更精确。”2005年9月，项目咨询公司国际发展支持服务(IDSS)和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组组长Neil　O＇Sullivan到江西农村考察后，作出了总结。有一件事让这位澳大利亚人印象深刻：在某村，O＇Sullivan先生问村委会的负责人，村里的扶贫计划谁制定的，那人说他定的。这位曾在25个国家从事扶贫的专家认为，穷人不仅需要钱，也需要自信和参与决策的机会。政府有许多工作要做，不可能逐一了解穷人的想法，往往喜欢自己拍板。而NGO专职此事，有更多的时间和耐心，他们的非政府身份也使其更容易与农民沟通。 　　项目的独立专家组发布的《快速评估报告》显示，国家投资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模式经10多年的强势运作后，边际效益越来越低：2001年起，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始终徘徊在3000万左右，贫困发生率在3％上下浮动。 　　“由于政府主要是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难以有更多的精力针对贫困个体的特殊需求来采取扶贫干预措施。而规模小、亲和力强的NGO在帮助分散的贫困户上具有明显的优势。”王行最说。 　　政策破冰 　　这次政策“破冰”，事实上源自4年前张志豪的一个想法。 　　2002年，一家德国NGO携带着该国政府委托管理的500万欧元来到江西，与中国官方共建一套扶贫监测评价体系。张志豪被他们的高效与专业打动：“德国NGO买油的钱不能买盐。” 　　扶贫办还学到了另一个经验，并随即应用到每年的“年初计划工作会议”上———各个处长轮流用多媒体演示工作计划，其余参会者在红、黄、蓝三色纸条上写意见，或支持或反对或提出修改。然后分成小组讨论将意见分类，选一个民意代表上台发言。最后，处长们从代表手中拿过条子来修改计划。 　　“我们为什么不能和NGO合作？”张志豪两次找到中国扶贫基金会。但计划马上陷入困境：谁支付NGO的项目管理费？ 　　此前，政府的扶贫开销都由与之配套的财政系统划拨，而NGO的管理费不在此列。此外，政府向NGO拨付扶贫资金，这在国内尚无先例，也无相关政策法规“做靠山”。 　　但几乎就在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启动了“破冰”行动。2001年，国务院扶贫办出台《中国扶贫开发纲要》，确定全国重点扶持的贫困村为14.8万个，并正式提出引导NGO参与政府扶贫开发项目。 　　同年，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国内十几家NGO召开研讨会，发布了《NGO反贫困北京宣言》。其核心内容是，政府逐步向NGO开放扶贫资源。2003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做出首个尝试：福建省划拨1400万财政资金，委托基金会管理，在省内主持两个小额信贷项目和两个母婴平安项目，效果理想。 　　2004年，一次聊天促成了两个重要角色“牵手”。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司司长吴忠告诉本报记者，张志豪与他谈起了关于与NGO合作的想法，理念和思路与自己的十分吻合。“中央”与“地方”一拍即合。 　　国务院扶贫办取得财政部的支持，并主动联系到亚洲开发银行——它的宏观目标主要是扶贫，并与中国是长期合作伙伴。亚行带来了由英国政府出资的100万美元作为管理经费、专家咨询费和培训费等，还带来了管理NGO的经验和新观念。 　　“在孟加拉国、泰国等地，NGO在扶贫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亚行官员宋思年说。 　　扶贫新模式将成主流？ 　　吴忠认为，这一扶贫新模式虽然是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但中国不能照搬。因为中国NGO的发展现状、社会对NGO的看法、政府体制与其它国家有很大差别。 　　“但实际上，管理费与扶贫款的比例为10％是合理的，这是国际的通行惯例，如果不能控制在这个比例之内，其运作效率与方式就要受到质疑。这反映出本土NGO运作还不成熟，许多地方都需要改进。”王行最说。 　　该项目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十一五扶贫计划完成时间为5年，而这次试点项目时间两年，两者如何对接，仍悬而未决。 　　康晓光则认为，这个项目把NGO推向了舆论的焦点，但大家不能对他们寄予过高期望。NGO和政府各有长短，而且彼之所长恰恰是此之所短，所以我们强调的是“NGO与政府的合作”，而不是“NGO对政府的替代”。正如政府不能包打天下一样，NGO也不是万能的，NGO的优势在于微观领域和与扶贫对象的沟通能力，并不应向他们开放所有领域，比如说修路、拆迁等基础设施建设。 　　不过专家组在设计扶贫范围时，还是把这些工程委托给了NGO，有关人士解释，“这是为了检验NGO在不同工作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而对于小母牛这样的国外组织，还要面临本土化的问题。中国农民对民主似乎不是很感兴趣———某试点村党支书无奈地说，每次开村大会或民主生活会时，村民要求必须给钱才来。 　　对另一主角政府来说，张志豪直言模式推行的最大阻力源于政府自身，要把自己的资源与权力分出一块，交给外人做，缩小自己的权限，并非易事。 　　但所有这些困难，都未能冲淡张志豪对这一合作的乐观展望，谈及模式的前景，他举起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往里面比画了几个点：“18个村，1100万，数量是很少；但在未来的中国，它会成为主流。” 　　康晓光则对这一观点不太认同，“NGO扶贫成为主流不大现实，即使在国外，拥有雄厚财力的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况且目前中国绝大多数NGO尚在‘婴儿期’，其生存和发展受到多重制约，长大并不容易。” 转帖:南方周末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60323/xw/szxw2/200603230014.asp 我只想问NGO真的是中国农村的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