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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了，认为“先进非活劳动因素”能够创造更大新价值，显然违反了马克思“只有活劳动才能形成新价值”的论断。而问题的原因，是否正源于马克思自己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呢？实际上，按照这一价值界定，就很难否定“先进非活劳动因素能创造更大新价值”的观点。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是产品的社会价值而不是个别价值，它只承认社会价值是真正价值；因此，一个产品，哪怕它的个别价值等于零，它仍然具有价值，按马克思这里的意思，这个价值不取决于产品本身的具体耗费所形成的个别价值，而取决于市场上同类产品的平均耗费所形成的社会价值。“先进非活劳动因素”的作用正是使产品的个别价值收缩变小，并从这种个别价值的收缩中“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比如一种产品的个别价值是10元，其社会价值是12元。此时它有12－10＝2（元）的差价利润，如果先进非活劳动因素使产品的个别价值下降到8元，但其社会价值仍然保持不变，那么，就有12－8＝4（元）的差价。可见，说先进非活劳动因素不能创造更大价值（更多利润），说不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本身就包含着这一点。而这就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的基本观点相矛盾。
当然马克思并非没有发觉这个问题，且实际上也作了纠正。他这样说：“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述规律就得到了证实，按照这个规律，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1]。从马克思这段话看来，如果产品的社会价值高于（或低于）其个别价值，那么社会价值回归个别价值才是符合规律的；因此，归根到底，产品的个别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但这又与马克思自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生矛盾。可见，一方面，马克思坚持“价值来源于活劳动”而坚决否定“价值来源于机器”，这是马克思价值论的主体；另一方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界定却又无意中为后者开了一个后门，使“价值来源于先进非活劳动因素”顺理成章。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告诉我们，决定产品价值的不是生产这个产品的直接劳动，而是“市场共同体”中别的同类生产者的间接劳动。只要这些间接劳动处于一个固定的状态与水平上，那么相关产品无论以何种方式生产，是否需要人的劳动来生产，是否先进到成本为零，它都具有一个固定的价值额。这样，采用先进机器等（非活劳动因素）进行更高效率的生产，自然就能产生更大的新价值。假设一台彩电的市场价格因上述原因能够固定在1000元的水平上，那么，我采用先进机器，将相同生产时间的产量从10台提高到20台，那么，十分显然，机器就为我多创造了10000元的新价值。这样，你能说机器不能创造新价值吗？所以，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本身无形中就包含着“机器创造价值”之论。这应该说是马克思价值论的一个内在矛盾。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月，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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