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论文讨论：Pamela J. Smith (2001)

还有其它因素会影响区位，如两国的距离，贸易的开放程度，税收等。从贸易理论可知，距离会在一定程度上阻隔贸易，贸易开放度有利于贸易，但在理论上，贸易自由度对其它双边交流方式的影响不确定，如替代理论认为许可生产与FDI是避开贸易壁垒的替代投资方式；而一些互补理论认为贸易壁垒会同时减少三种投资。但作者在这里的兴趣点是考察IPR对三种方式的相对影响。但作者需要对这些理论进行预判，他倾向于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大于其它两种交流方式。同时加入的一个变量是东道国的税收率，它预期会减少许可生产与FDI的数量。

再看内部化因素。企业对无形资产进行内部化在于内部化具有成本优势（Glass and Saggi (2001b) and Horstmann and Markusen (1987a)，如果IPR增加，会减少模仿概率，从而降低内部化动机。因而，可以推测，许可生产对于IPR更为敏感，如果技术位于企业外部将面临更大的被模仿的风险（假设3）。
最后可以将内部化与区域化进行同时考虑。即企业具有可供选择的三种决策方式：贸易、出口、许可生产，分别对应着技术离开本国与本企业，离开本国但不离开本企业，离开本国与本企业。因而，可以从整体上判断，许可生产对IPR最为敏感，其次为FDI，再次为贸易

模型设定方法与数据
        作者采用重力模型，因为这一模型能与一般均衡框架兼容，Anderson (1979);Bergstrand (1985, 1989, 1990); and Deardorff (1998)为该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并将贸易理论内嵌进来；Helpman (1984, 1985); Horstmann and Markusen (1987b, 1992); Brainard (1993);Markusen (1984, 1997); and Markusen and Venables (1998)将贸易理论与跨国公司理论进行了整合，因而这个框架很适合讨论两国间的双边交流及其影响因素。借用重力模型可以得到设定式：

被解释变量为三种双边交流变量，式子右边为两国的人均GDP，人口总数，两国距离，A为其它控制变量。对其取对数，可得：
其中 集成了来源国的影响因素，结合理论，对各变量的符号判断总结为表2.

方法与数据：作者使用的是截面数据，且为制造业的加总数据（这样的数据，我们完全可以从公开渠道得到，关键是自己要带有好的问题，并能把问题讲清楚）。给出了三个理由，截面数据与重力模型更具有兼容性；分行业数据中许可生产与FDI的数据变动很小，会影响参数识别；回部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各个行业的平均影响，而一些研究与表明加总回归与分行业回归得到的结论差异不大（e.g., Maskus and Penubarti, 1995 and Smith,1999）。

作者使用1989年的数据，选择的IPR变量为1980年中期，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IPR的内生性；作者没有使用面板数据，一方面，有些变量只有一年的记录，另一方面，作者发现这些时序数据变动不是很大，回归的结果可能与截面回归一致。衡量IPR保护程度，作者采用Rapp and Rozek
(1990)指数，该指数制定的依据为发明覆盖的范围，审批程序，保护期限，转让权利，强制许可制度，对侵权行为的有效打击等五个方面。该值为0到5的指数，指数越大，保护程度越高。作者认为这一指数很适应于当前的分析，因为这旨以美国的产权保护条款为基准的。为了进行稳健检验，作者还采用了其它的一些变量刻画IPR，如Ginarte and Park (1997) index，以及一国专利律师的人数。得到的结论很稳健，与先前的研究一致（Maskus and Penubarti, 1995 and Smith, 1999)。

实证分析
首先检验第一个假设：IPR对所有权优势的影响，即市场扩大效应与市场势力效应的对比？以及这两种效应与东道国模仿能力的关联。
检验方程为：

重点讲下虚拟变量的设定，DUMWI为较弱模仿能力的虚拟变量，当每一百万人中的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人数小于1000人。而DUMSI指大于1000人（怀疑这种虚拟变量的设定，会带来高度的线性相关）。作者采用似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 techniques？？？）。而这种方法可以刻画三种市场进入方式的同步性（simultaneous character）。得到的回归结果如下：

比较精彩的应该是对区位、及内部化因素的分析。即强的IPR会增加企业技术的跨国转移，或转移到企业外部。采用的方法是将三种双向交流方式数据进行混同回归，即相同的解释变量对所有双向交流数据回归，从回归数上可以看出，样本为原来的3倍。回归方程为：

为了测度区位效应，令DUM=1,当被解释变量为FDI或许可生产；为刻画内部化效应，令DUM=1，当被解释变量为许可生产时；为测度同时决策效应，令DUM=1，当被解释变量为FDI。回归结果如下：

最后，作者还做了一个扩展，即考察IPR对母公司向子公司转移的劳动、资本与技术知识数量的影响。首先看区位因素，即IPR增加会不会使MNEs向子公司转移更多的知识技术、劳动力。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如果要素不能跨国流动，这些要素会通过内嵌到产品与服务，并进行出口。跨国公司理论指出，如果要素是可以流动的，它可能会以要素的方式直接流入国外。而两者在流出要素的决定因素方向具有一致性（Helpman (1984)；Markusen (1984)），跨国公司要素流出在于存在成本优势，而这种成本优势主要为技术知识（Ethier and Markusen (1996, p. 15)。

再看内部化因素，即在企业内部，MNEs与东道国的子公司技术交流。这种内部化基于以下考虑（主要是与许可生产对比）：进行企业外许可，可能具有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存在违约风险；如果专利保护程度不强，会加大这种风险；而在企业内交易风险可以降低。由此，可以推断，如果东道国IPR增强，可以减少公司内部的劳动转移，即MNEs通过雇佣本国工人进行生产管理。综上，可以得到假设4，在控制一些要素流动的决定因素后，IPR增强会增加企业内知识资产的转移，会减少对本国工人的派送。
   估算的方法与双方交流一样，只是将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替换。从回归结果来看，一些解释变量的解释效果一致。同时，在考察相对效果时，虚拟变量的设定也类似。结果在这里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