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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如何让人说实话？7
对莫里斯教授来说，获得诺贝尔奖或许可以说是他几十年学术生涯的一个完美句号，但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1996年诺贝尔奖或许是引入信息经济学的最好推动力。中国正处于一个制度转变时期，信息经济学的上述结论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制度为什么重要？就因为信息是不对称的。如果信息是对称的，那么很多制度都是等价的，包括计划和市场都将是等价的：市场制度下能达到的目标，在计划制度下也能达到。公有制和私有制也是等价的：私有制下能实现的效率，公有制下同样可以实现。当然，解决不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所需要的制度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情况靠价格能够解决，而有的情况则要靠企业、政府或其他的制度安排来解决。我的感觉是，分析我们现在制度问题最有效的一些方法应该来自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现在我们经常讨论的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激励机制问题、产权问题，都是信息经济学关注的问题。
我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就是对信息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在这本书里，我首先用一个隐藏行动模型证明，为什么经营者应该是剩余索取者；又用一个隐藏知识模型证明，为什么资本可以成为传递企业家能力的信号（从而为资本雇佣劳动的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简单地说，让经营者拥有索取剩余权，是为了让经营者不偷懒，因为经营者的行为最难监督；让资本所有者拥有选择经营者的权力，是为了保证把最有企业家才能的人选拔在经营者岗位，因为当一个人要拿自己的财产从事冒险的事业的时候，他最有积极性说实话（自己是否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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