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虚假本体论(批判)发展之路,即存在论规划→知识论规划→存在论的重新规划,我们看看马克思怎么说:
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亚·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政治经济学越是接近它的完成,也就是说它越是走向深入和发展成为对立的体系,它自身的庸俗因素,由于用它按照自己的方法准备的材料把自己充实起来,就越是独立地和它相对立,直到最后在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衷主义的编纂中找到了自己至上的表现。随着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它不仅自己表现出矛盾和对立,而且它自身的对立面,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矛盾的发展而出现在它的面前。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最后的形式是教授形式,这种形式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工作的,并且以明智的中庸态度到处搜集“最好的东西”,如果得到的结果是矛盾,这对它说来并不重要,只有完备才是重要的。这就是阉割一切体系,抹去它们的一切棱角,使它们在一本摘录集里和平相处。在这里,辩护论的热忱被渊博的学问所抑制,这种渊博的学问宽厚地俯视着经济思想家的夸张的议论,而只是让这些议论作为稀罕的奇物漂浮在它的内容贫乏的稀粥里。因为这类著作只有在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已走完了它的道路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它们同时也就是这门科学的坟墓。{至于它们完全以同样的方式超然耸立于社会主义者的空想之上,那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密、李嘉图和其他人的真正的思想(不仅是他们本身的庸俗因素)在这里也好像是毫无内容,变成了庸俗的东西。【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56-558页】
虚假的科斯
科斯拘于纯物象思考之维,势必混同价值和价格,把来自不同层面、杂多领域的“费用”作为均质的相同的规定予以处理,势必混淆“历史”和“现象”。由此带来严重的方法论问题,促使深度的认识混乱和逻辑混乱。“在李嘉图看来,问题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在这些好汉们看来,就不是那么回事。照罗雪尔的看法,自然本身就具有价值……这就是说,罗雪尔拘于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价值……在这些好汉们那里,‘生产费用’一词是毫无意义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2008,第143-144页】
这个说法当然同样适合于科斯。因此,“罗雪尔教授先生就是这样的大师,他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他把自己比作修昔的底斯,可能是因为他对修昔的底斯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修昔的底斯似乎经常把原因和结果相混淆。”【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1975,第558页】
(一)
科斯宣称他的经济学是以真实世界为对象,把握现实的世界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即有关于个人选择的交易关系。
其一,“在我看来,自《国富论》发表之后的两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的主要活动似乎就是弥补亚当·斯密体系之不足、修正其错误以及使其分析更为精确……是将亚当·斯密的这一命题正式化:在技术和消费者偏好既定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在价格体系的支配下做出个人选择。”“经济学家揭示了实现亚当·斯密结果的必要条件,但在真实世界中,似乎找不到这样的条件。”“因此,我的老师——出类拔萃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谈到,生产理论在探讨自耕农土地所有权与工业形式时,其一贯采取的方法中有一个‘明显疏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罗宾斯看来,经济学家并不关心组织的内部安排,而只关心市场中发生的生产要素的购买问题,以及使用这些要素所生产的产品的销售问题,而在生产要素购买和产品销售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则被大大忽略。我不知道今天的经济学家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罗宾斯的看法,但不可否认,微观经济学主要就是对价格和产出的决定的研究,事实上,经济学的这一部分经常被称为价格理论。”
其二,“在《企业的性质》中,我论证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的出现,这种交易成本效应在经济中普遍存在……交易成本不仅影响契约安排,而且影响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如果不将交易成本纳入理论,经济体系运行的许多方面(包括企业的出现)就无法得到解释。事实上,大部分经济活动之所以得以开展,就是为了避免用别的方法所可能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或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我们能够自由洽谈,充分利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说的分散知识。”【注: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第4-10页】
科斯指责和进一步抱怨说:“经济学家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对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极端保守,不愿意尝试……我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经验研究。”【注: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第14-15页】
但实情很快被霍奇逊的一席话揭穿了:
这一研究领域的大部分作者似乎都假定,“企业”实质上就是致力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的任何组织。用这样一个广泛而且一般化的定义,必然会把古代的奴隶制庄园,中世纪以后的行会、寺院、医院、工人合作社、政府、家庭式小作坊、国有企业和现代家庭,全部都看成“企业”。的确,所有这些过去的和现在的组织中确实在进行生产(生产被定义为人类有意识地运用适当的知识、工具、机器和原材料创造商品和服务)。因此,企业在整个现代人的历史中是无处不在,而且功效卓著。从皮鞭下挥汗如雨的奴隶,到炉边织好的密室实围巾,以及温情脉脉的丈夫为妻子准备的床头早餐,企业体现了生产活动的方方面面。原则上讲,这种宽泛的定义并没有什么错。但这一研究领域的大多数作者在没有给出一个范围更窄的企业定义的时候,就似乎将他们关于“企业的性质”的一般性看法主要地或专门地应用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了。【注: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17-218页】
其实,“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恩格斯举例说,“为了知道和指出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研究生命的一切形式,并从它们的联系中加以阐述。”【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009,第351页】
资产阶级本体论是虚假的。物象二重性是存在的二重性,而非存在者的活动二重性。以这种存在二重性审视存在者,恰恰混同了两种不同类型存在者的辩证界限,驱除了矛盾规定。由于不在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新制度主义者不仅不能够实现从生产力的运动观照生产关系,甚至不能从生产关系的运动观照生产力。就前者而论,其塑造了“法学物理学”,著名的交易费用概念体现的是这一理念知识;就后者而论,则试图打造“物理学法学”,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中,威廉姆森把交易费用的起源包罗在资产专用性概念中,把生产和生产力“法学化”了,仿佛那就是“现代技术的本质”。根据这种物象用语操作,技术沦为理论的实践形态,而科学则成为对理论形态技术的统驭;科学技术彻底蜕变为意识形态。于是从物理现象的存在出发,对象中升腾出的研究对象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物象概念:在存在者规定间任意跳来跳去的空间游戏,却被美其名曰“治理结构”。
(二)
科斯的体系其实是一大杂烩 ,即法学物理学、物理学法学之任意交融,生产力对象、生产关系对象之随意调配,经济关系、法律关系之刻意雷同及有意错配,等等。这是法学工作实践的固有产物。
新古典“要求一种按照物理学的模式对所有社会问题进行思想上的操纵”,“这在表面上与新实证主义有极大可能的对立。然而从这种对立之中恰恰把统一的操作作为目标;同时支配社会对象的理想,使它们全部隶属于数学物理学的语义学调节。”【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430-431页】
从而,“貌似最严格构造的最稳固的科学,即数学,陷入了‘基础’危机。如何赢得和保证那种本原的方式,借以通达应当成为这门科学的对象的东西——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形式主义与直观主义之争。”【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11-12页】
科斯的理论总体取决于这种工作大背景:“以这种有缺陷的知识的自明性而自豪,并且以此而向哲学骄傲;但这种知识的自明性完全是建筑在它的目的之贫乏和材料之空疏上面的……内在的数学,或所谓纯粹数学,也并不把时间作为时间而与空间对置起来,并不当作它自己的第二种研究题材。应用数学只从经验里接纳一些综合命题,即接受那些通过事物概念而规定了的现实事物关系的命题,并且只在这个前提上应用它这些公式……这种数学认识是一种外在的行动,它把自身运动着的东西降低为材料,以便以之为自己的一种不相干的、外在的、无生命的内容。”总之,“数学证明的运动并不属于证明的对象,而是外在于对象的一种行动。”【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7-31页】
预设者图式本质上不能解决逻辑的混乱问题。其实,它源于大规模制作的需要,产生知识论工作要求。黑格尔把数学归类为“知性”,并和“理性”对立起来,是为他的思想逻辑学开道。恩格斯试图使数学成为一门辩证的科学,是强调历史为逻辑和知识树立工作榜样,使之从二律背反的困境中逃脱出来。后一现象归因“世界的混乱”。这是一个不能谐和、无法调和的无秩序的世界。
科斯的虚妄的假设从“混乱的世界 ”(现实世界 )中提取,试图重新恢复“定义”,又无法按照知识论的本原要求行事,只是使时间和存在愈加对立。科斯美名其曰:理性假设转换成“现实的假设”,提出了资本主义虚假本体论的工作实践,亦即假设在现实中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的问题。他试图通过美曰其名方式,取消本体论中各种存在的独立性,建立统一的现实存在。这样,“现象学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方法,它可以是所有成为意向性对象的东西。”从而,新古典的“后继者们恰恰是在现象学方法上建立了本体论。”利用这一手段,科斯得以“把自然作为人的社会存在的单纯的部分因素加以对待。”“但是矛盾只是一种表面的矛盾,相反它们所讨论的是一种相互补充。”新古典“要求的真正实现也许不过是对全部社会现象实行彻底操作的理论”,因此很明显,科斯的法学实践的新实证主义则“不过是它的补充”,它们“站在同一基础之上看待时间问题,同样很少看到真正的社会—历史问题,而只看到了一种科学的,以及现象的思想的不容改变的基础。”严格地说,在科斯的全部讨论中,“从一开始起现象的规定就是以资本主义日常完全被操作的世界的现象学的根据为目的的”,所以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代表了这样一种立场:确立面向“本质的直观”即现象学的经济实践。“凡是‘要加以考虑的’,必然‘显现出来。’”“为了扫清道路,必须重新定义首要的出发点,意向性行为的首要客体即现象本身。”最后并且还必须提及这一点,对科斯来说,“在论证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是:这样来确定‘本质的直观’的对象,以至于从他给予的存在出发,所有的东西都认为在本体上是重要的,也就是说不可扬弃的被操作的日常生活是自由的而且看来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明确性的外表。”“因此,就为上述所提到的对本体论解释的完全的任意性敞开了方便之门。”【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第427-431页】
在这些混乱幽灵把持的领地,斯密问题走了,康德问题走了,李嘉图问题走了,唯一的一再出现的是“科斯问题”;一个个现象骗术堆砌而成、编织起来的实证技巧和数据谎言成就了“超技术”“超历史”,在新的存在论地平线上制造和升腾出“海德格尔魔圈”。
【注:解释学工作幽灵:因果解释→功能解释→意图解释,无机界的原则被无原则地提升为全部适用于有机界,同样,有机界的原则亦被无原则地提升为全部适用于整个人类;甚至倒过来寻找人的目的性的意图的“功能”基础和“因果”关系的基础,赋以工作机制的假说。在这里,假说要被直接当作真理工作体系来对待。】
痴迷于“现象学感召”,科斯重新引入物理学的比喻,又将比喻当作经济学隐喻本身,仿佛就是“现象本体”,它充满现象魔力的幻觉。尽管如此,混乱的性质是遮盖不住的,由混乱导引出来的就只能是混乱,现象学感召并没有改变问题实质,平面谎言技术终究是虚假现象的反复推衍本身,按其性质,又是一再咀嚼经济科学早已备好的无用材料的“认识神学”。
(三)
科斯其实不懂得什么是体系建构:把施蒂格勒强加在他头上的定理,称为“声名狼藉的科斯定理”。因为,科斯委实没有这样的工作能力。“科斯定理遵循了经济学理论的标准假设,它的逻辑无可置疑,问题在于它的适用范围。”据此,科斯称:“我并非不赞同施蒂格勒,然而,我倾向于把科斯定理当作通向分析正交易成本经济体的垫脚石。在我看来,科斯定理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庇古体系。因为标准经济学理论假设交易成本为零,科斯定理则表明:庇古方案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是不必要的……结论是:让我们来研究正交易成本的世界。”【注: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君丽等译,格致出版社,2010,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