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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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林毅夫

2019年2月17日在新结构学术团队内部研讨会上的发言

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

林毅夫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各位谈谈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什么是新结构学的研究？怎么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这些都是我老生常谈的问题。各位到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来工作必须要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不同于一般经济系或经济学院，任何有特殊定位的研究机构都会有类似的要求。例如，MIT 有个贫困行动实验室（Poverty Lab），一位经济学家不管多有名气，如果不用随机对照实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experiments）的方法来研究与减少贫困相关的项目，那就不会被聘任到贫困行动实验室来工作。同样的，牛津大学有一个网络经济研究院，成员都是在做网络经济研究的。各位既然到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来工作，自然应该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我希望的是各位不仅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而且做出能发表、有影响、有原创贡献的研究。

我最近经常提出要“强本固元”，上述问题是“强本固元”所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各位抓住新结构经济学这座理论创新金矿所给予的时代机遇的关键性问题。我相信如果各位弄清楚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去做研究，就会有很多原创性或开创性研究，可以帮助各位 doing well，沿着新结构经济学其中一个子领域发表多了，不仅各位可以不用担心评教职的问题，进而有可能成为该领域的领头羊。

而且，经济学理论和任何科学的理论一样，目的是在帮助人们认识世界，也在于帮助人们改造好世界，这应该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研究经济学理论的初心。就像我也常讲的，我没有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按照现在国际上盛行的理论去制定政策成功实现向发达国家的追赶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实现追赶梦想的国家和经济体，他们在追赶时期推行的主要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分析起来不难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自觉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文化条件等作为理论的前提或暗含前提，忽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前提条件的差异，把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运用于发达国家自然难于实现改造好世界的目标。如果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研究也是沿着现在国内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所做的那样，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看中国存在的问题，或是，用中国的资料来检验主流经济学已经存在的理论，从个人来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难于真正抓住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奇迹所给予的理论创新的机遇以对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而且，这类研究还可能强化了看似逻辑严谨，但未触及根本原因，甚至是强化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经济决策和社会舆论，这样的工作有愧于社会给予我们的优厚待遇。所以，基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视角来做研究，还可以使各位的研究成果不仅 doing well，而且 doing good。提出的理论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好世界”的统一，践行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知成一体”的哲学理念。

也许有人会说，不沿着主流理论做研究很难发表，但是，任何理论创新一开始都是很难被学界接受，都只有在和旧的理论冲突和斗争中披荆斩棘才能前进并得以建立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比任何理论的创新难。即便是很难发表，为了让我们的理论研究能够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功能统一，各位也要迎难而上，做正确的事，这个担当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同仁必须有的。

正是上述原因我坚持各位既然到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来工作，一定要坚定决心和信心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我希望大家在这一点上有共识。

今天我再系统地讲一下过去不同场合谈的内容，对我而言同样是一个重新思考学习的过程，有助于我自己也有助于各位加深理解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和做好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会后把今天的讲话内容整理完善，形成文字分享给其他兄弟单位。这些兄弟单位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不是上级领导的指令，而是各个中心的老师们克服困难，自己推动、自己争取而来的，是他们认同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希望参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而付出努力的结果，很多我反反复复讲的话，他们很难听得到，我建议可以把今天的报告，连同我在第一届冬令营上的总结发言，2018 年 9 月 25 日晚对于禀赋内涵的讨论和这次报告，一起分享给他们，大家相互勉励，携手挖掘新结构经济学这座理论创新金矿。

一、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

常有同事问我，他（她）现在做的研究算不算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这个问题涉及到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从定义来说新结构经济学是用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中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方法 [1]，来研究一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的一个学科。这里所指的经济结构包括决定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决定交易费用、影响一个经济体正在生产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结构的内涵是指具有异质性的因素的组合，例如在单一部门的宏观模型中，就没有产业结构的概念。所以，技术结构指各种的不同技术的组合，产业结构指各种不同产业的组合，同样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结构也是指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组合，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是各种子结构层层叠加、相互交错组成的结构。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新古典研究方法是现代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方法，例如，金融经济学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金融的供给、需求和金融市场的运行等，劳动经济学是使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劳动的供给、需求和劳动市场的运行等，新制度经济学是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变化的决定因素和影响。从定义来说，新结构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不同的是研究对象，使用的研究方法则是相同的。

新结构经济学的定义，除了表明所用的研究方法之外，核心是认为一个经济体的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等等的结构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给定的，一个经济体结构的转型也是内生的，因为如果不是内生的就不会有研究其决定因素的说法。同时，经济结构和结构变迁既然是内生的，在研究如何改变经济结构和其影响时，也必须把结构的内生性考虑进去，例如，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结构的影响之一是收入水平低，要提高收入水平，自然有赖于从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结构往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结构升级，但这种升级要成功必须从改变更根本的决定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因素着手才能成功。同时，不同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其规模和风险等特性可能不同，可以为其生产和交换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让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最大释放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也可能会有不同。

（二）为何要研究结构和结构变迁

为何要为研究结构和结构转型并将其内生化高调地鼓与呼？因为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本质，也是现代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在亚当•斯密于 1776 年发表了开山之作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就是什么是财富，以及一个国家的财富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的问题，本质上就是研究经济发展的问题。亚当•斯密的开山之作现在被简称为《国富论》，全称则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根据安格鲁•麦迪逊以及许多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 18 世纪之前，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人均GDP的增长，每年只有 0.05%，要 1400 年人均GDP才会翻一番，西欧这些发达国家从 18 世纪开始到 19 世纪中叶时人均GDP的增速突然加速了 20 倍，增加到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 1400 年减少为 70 年，19 世纪中叶到现在西欧和北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的增速又翻了一番，提高为每年 2%，人均GDP翻一番所需时间进一步降为 35 年 [2]，库兹涅茨将西欧等发达国家从 18 世纪以后出现的经济的加速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 [3]。

其实，在 18 世纪之前用今天的话来说“世纪是平的”，当时，国家之间人均GDP的差异，像最富的荷兰和最穷的非洲以及亚洲国家的差距也就 4、5 倍，国家之间的经济规模的差距主要决定于人口规模的差距，这是为何根据 Maddison的估计中国和印度两国经济规模之和在 18 世纪之前的将近两千年里长期占世界经济规模的50%左右，而中国一国的经济规模在1820年时还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在那之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人口的增长，人均GDP水平基本不变化。只有在 18 世纪开始才出现人均GDP的持续增加。这种人类经济史上巨变的原因是 18 世纪中叶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使得劳动生产力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得以不断提高。但是，工业革命影响的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也开始出现新的分化，同时，由于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流程细化、资本投入增加，也加大了技术、市场和经济的风险，对硬的基础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金融、法律、教育、政府的作用等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安排也相应有了新的需求，只有各种硬的基础和软的制度安排适应于不断升级的产业和技术的需要，才能使交易费用足够低、风险可以承受，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才得以最大的释放。所以，现代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等各种结构不断转型，不断在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调整和相互适应的过程。

（三）把结构内生化的重要性

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逐步在西欧和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北美、澳大利亚等国家传播开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地区未能发生同样深度和全面的工业革命，于是出现了引领工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滞后的国家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迅速扩大，出现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落后的依赖传统手工业和农业的国家之间的“大分流” [4]。经济是基础，落后就要挨打，人均收入低的地方成了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纷纷取得政治独立，开始启动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以赶超发达国家。

在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时工业革命还处于星星之火的阶段，从亚当•斯密讨论的针工厂是传统的法国手工作坊而不是当时在英国已经有的更为先进的现代针工厂，可以了解到他并没有观察到工业革命的发生。 [5]《国富论》中提出的许多理论论断都是总结自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和欧洲经济发展经验。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直到 1912 年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造性破坏的概念和理论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 [6]。

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英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转移到美国，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也由于英国美国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发生在经济中心的经济现象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所以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研究的主要是发生在英国和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问题，提出的理论也主要是根据这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总结而来。他们的研究通常以发达国家的各种结构为前提，探讨这些结构如何作用和运行，例如，财政理论、货币理论、金融学、产业组织理论、劳动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或当中的一个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和影响，例如内生增长理论。

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加快发展以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为了指导发展中国家在他们自己政府的领导下开启工业化的需要才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发展经济学这门新的子学科。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看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收入差距，以及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化制造业和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距，认为要赶上发达国家就需要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化的先进制造业。不过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这些先进的制造业无法在市场中自发发展起来，于是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就认为这是由于落后的文化、价值观等深层结构因素造成市场失灵的结果，从而主张由政府发挥作用，克服市场失灵，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先进的产业。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关注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差异给收入水平带来的影响，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发展中国家确实建立起了一些现代化的制造业，但是，这些制造业建立起来以后效率非常低下，出现了莱宾斯坦在上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X效率问题 [7]，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这些产业以后发展速度慢，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而且，危机不断。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代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未能认识到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其实是内生的，在未具备改变内生现象的条件下去拔苗助长，用意很好，结果却只能以失败告终。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式微，经济学界盛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看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干预程度的巨大差异，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所以搞不好是由于政府过度干预扭曲市场，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等政府失灵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要改善经济绩效必须建立起像（理想化的）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制度，所以，提出了以休克疗法推行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市场化、私有化、以财政平衡达到宏观稳定化”。从逻辑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和结构主义的分析一样是很严谨的，但是，推行的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在 80 年代、90 年代的增长速度低于结构主义的 60 年代、70 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是后一时期高于前一时期，究其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忽视了政府的干预扭曲是内生于保护补贴在结构主义时期建立起来的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的需要。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不仅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产业、技术、软硬基础设施等各种结构的差异性，要使理论能够实现“认识世界和改造好世界”目标的统一，则还需弄清楚各种“落后”的、“扭曲”的结构的内生性，只有着手改变造成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现象的改变才能水到渠成，获得预期的效果，否则很可能好心干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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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