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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luo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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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前沿] 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4)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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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ben 发表于 2020-3-30 12:27:19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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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我就放弃了用现有的理论来了解中国的现象的做法。碰到一个现象,自己想清楚谁在做决策,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可动用的资源有哪些?限制条件又是什么?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方案?也就是抱着“常无”的心态,根据经济学的“本体”,自己来分析所观察到的现象,谁是背后的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决策者如何做选择等。如果,决策者的选择从现有的理论来看好像“不理性”,那一定是我们自己对决策者的限制条件不够了解所致,此时要站在决策者的立场来看问题,进一步下功夫去看决策者有哪些可动员的资源,有哪些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所以,碰到看似“不理性”的现象时要感到很 exciting,因为这正是提出新的有原创性理论的机会。


在《本体与常无》那本方法论对话集里,对如何秉持理性人的“本体”以“常无”的方式来观察现象,我把它归纳成“一分析,三归纳”,所谓“一分析”就是根据事物的本质,以演绎的方式分析所要研究的现象谁是决策者?要达到什么目标?有什么可动员的资源?又面对什么不可逾越的限制条件?存在哪些可行的选择?“三归纳”则是历史纵向归纳法、当代横向归纳法和多现象综合归纳法。


以计划经济的形成为例,从“一分析”来说,本质上是政府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那谁是这个体制的决策者?是政府。想达成什么目标?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可动员的资源是什么?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限制条件为何?资本极端短缺。可选择方案为何?市场配置或政府直接配置。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种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有没有自生能力,企业家不会自发去投资,即使因为信息或决策失误而投资建了工厂,也不会有意愿继续经营下去,所以,显然靠市场配置资源无法把这种产业建立起来。因此,只能靠政府直接动员资源来投资,并给予保护补贴来维持其经营。如果这套产业的规模占GDP的比重很低,像发达国家的军工产业那样,政府可以采用财政直接补贴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全国的GDP而言,所要发展的产业的规模非常大,财政直接补贴受到税收能力的限制,就只能用扭曲价格的方式来暗补,价格扭曲以后,凡是价格被压低的那些要素和产品都会出现短缺,有短缺就要有计划,用行政手段根据计划来配置资源,才能保证有限的资源会被配置于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于是形成了《中国的奇迹》那本书里所描述的宏观价格扭曲、资源计划配置、微观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


另外,也可以用历史纵向归纳来理解,过去计划经济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然而,俄罗斯的计划经济是从 1929 年才开始的,1918 年到 1929 年有11 年的时间是市场性质的新经济并没有计划经济,所以,并不是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推行计划经济。在 1929 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斯大林开始推动发展重工业,过去没有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那么,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和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有关。当时,苏联也是一个资本短缺的农业经济,因此,就像前面分析的那样,只能用计划体制来能实现这个目标,这是历史纵向归纳法。在中国也是这样,革命战争期间的宣传说社会主义会是民族资本家的天堂,怎么建国后从 1953、54 年就推行了三反五反,接着公私合营等等。为什么?因为发展目标变了,从 1953 年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需要扭曲价格才能把重工业建立起来。民族资本家拿了低价的物质去从事生产,利润归民族资本家,没有办法保证那些利润会优先投资于要发展的重工业,所以,就只能逐步把民族资本家消灭掉,这是历史纵向归纳。


第二个方法是当代横向归纳。中国和印度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怎么会有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往远一点看,拉丁美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 50 年代 60 年代的经济管理体制跟社会主义国家也很相似,比如都有金融抑制,对投资、金融、外汇都要管制和配给。这些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不管苏联和中国的斯大林模式、印度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或是拉丁美洲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名称上不同,目的其实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所以,可以用这种跨国的大视角来分析思考,这是当代横向归纳法。


第三个方法是多现象综合归纳。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有政府干预,有金融抑制,有汇率扭曲等等,这些干预扭曲是各自独立的?还是相互关联,背后有无共同的原因?在上世纪 70 年代麦金龙(Mackinnon)和肖(Shaw)观察到了金融抑制 [21],形成了一个文献,但是,他们没有做综合分析,把金融抑制当作是独立的、外生的,认为金融抑制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建议进行金融自由化。发展中国家按照他们的建议推行金融自由化,结果经济危机不断,为什么?因为有大量资本很密集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存在。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是那些产业活不了,同时,金融自由化以后外国资本进来,也不会进入到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本国资金反而外逃,经济金融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在观察现象时,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要把一个经济体同时存在的现象放在一起分析,看这些现象有无共同的决定因素。例如,在计划经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干预、扭曲同时存在?归纳起来都和为了在资本短缺的经济中优先发展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就如前述的“三位一体”所分析的那样,一个扭曲成为另外一个扭曲的因,这个扭曲又会造成其他扭曲,如此循环反复。把同时存在的多现象放在一起综合分析最有可能找到最根本的因。


上述的“一分析、三归纳”在《本体与常无》那本书里有详细的讨论,建议你们再仔细去揣摩一下,从根据事物的本质演绎分析其成因,根据一个国家的历史纵向归纳,同一个时代多个国家的横向归纳,和同一个国家诸多同时存在的现象的综合归纳。通常不同的国家会有相同的扭曲,扭曲于何时开始产生,一个扭曲会产生另外一个扭曲,这个新的扭曲又会造成其它的扭曲,如此环环相扣交错在一起,能不能理出一个思路来,找到一个最初始点的扭曲,这个起始点通常会和问题本质的分析相关,所以,“一分析、三归纳”是分开讲的,在运用时则需综合运用,相互印证以找到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第四点是从特殊到一般。从现象观察出发,经常会停留在现象的表层上面,把现象的存在归于特殊原因。尤其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能不能从特殊性看到更底层的一般性?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停留在特殊性,那是中国经济学,没有一般意义。新结构经济学固然总结于中国的经验但不是中国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一般理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的结构革命。我鼓励诸位从现象出发来研究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一般观察的是中国现象,中国作为一个有坚强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中转型中的大国有太多特殊性,不难从特殊性构建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例如,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很成功,可以写个模型强调党的坚强领导是成功的关键,党的坚强领导确实十分重要,但如果以此来解释中国的成功,那就没有一般意义,因为其他国家很难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有坚强领导力的政党。不过,在改革开放前同样有党的坚强领导,为何那时经济发展绩效欠佳?所以,这样的论断通不过历史纵向归纳。而且,毛里求斯是一个多党制的国家,没有一个坚强的党的领导经济发展的绩效也很好,同样的这个论断通不过当代横向归纳。改革前和改革后最大的改变是从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向符合比较优势的因势利导战略的转变,毛里求斯发展成功也是因为在 20 世纪 70 年以后从进口替代战略转而开始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所以,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归因于遵循了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有了一般意义。


另外,二战以后东亚发展成功,学界一个流行的解释是东亚有儒家文化下的权威型政府。同样可以写理论模型,把东亚的成功归因于此。这种观点和马克思•韦伯的文化决定论如出一辙。只不过把韦伯强调的基督新教换成了儒家文化。但从历史纵向来看,东亚经济体一直有儒家文化,但是过去发展不成功,从当代横向来看毛里求斯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印度人,没有儒家文化也没权威型政府,但和东亚经济同样成功。所以,儒家文化对东亚的成功也许有贡献,但不是东亚的成功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根本的原因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新结构经济学要从现象出发,但要超越特殊性去了解背后更根本的、具有一般性的原因。


总结经济发展成功的经济体,固然各有特殊性,那些特殊性对其成功也许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例如中国所拥有的坚强的党的领导,东亚的儒家文化下所形成的权威型政府,但这些都是有利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就像在谈禀赋时所指出的社会资本、地理条件等给一个地区的成功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成功与否更根本的原因是新结构经济所强调的经济发展、经济运行要成功,发展的产业要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在企业家的努力和政府的因势利导下形成竞争优势。是否符合比较优势跟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关,发展的产业可能不一样,例如,在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加工出口产业,有的是成衣,有的是制鞋,有的是玩具,这些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符合东部沿海地区在发展早期劳动力多、资本相对短缺的比较优势。所以,符合比较优势就是归纳总结出来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决定性因素。


在做研究时首先观察到的通常是现象的特殊性,如果不上升到一般性,它的贡献就会小得多。只有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才会对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真正的贡献。要从特殊性现象的观察飞跃到一般性原因的总结,其方法是在观察一个现象时,对此现象提出一个暂时的假说,不要满足于一个假说对此现象能够解释就接受了,要反复用历史纵向、当代横向和多现象综合的归纳法来检验这个假说,只有通过了这三个归纳法的检验,才有可能是揭示了这个现象背后真正的因果逻辑。要运用上述三个归纳法必须对古今中外的历史有足够的认识,才能随手拈来各种历史的、跨国的现象经验来做比较分析,而不是就事论事而已。这就要求研究者具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胸怀,平常多看、多想、多积累,不是坐井观天,不是双耳不闻窗外事,也不是临时抱佛脚。


附带说一点,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强调“知成一体”,但是,做学术研究和做政策研究的方法不完全一样。做学术研究要从特殊性上升到一般性,做智库、政策研究则正好相反,要从一般性原理结合所研究的经济体当地的特殊条件来提建议。每个地方总是有一些当地特殊的有利条件,像要素以外的禀赋,以及特殊的限制条件,如过去的赶超所遗留下来扭曲等,要充分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也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特殊限制条件,把有利条件动员起来,绕开不利条件去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来推动结构的转型升级。


第五点是要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给定结构的二维主流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内生地具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前面谈到的四点对任何学科或是任何理论流派而言,想要有原创性贡献都是必须共同遵守的。对于中国经济学家,尤其是要推动新结构经济学的结构革命的经济学家则还需要有一个认识理论创新金矿的能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道理,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就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试图把主流的、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给定的暗含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内生地具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涉及到现代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这个革命现在还只是星星之火,尚未燎原,到处是做出具有原创性贡献的研究的机会。我常说“不要坐着金矿上挖煤矿”。什么是挖煤矿?就是只会萧规曹随跟着国外的热门问题和方法去做研究,不会自己找出新的问题、采用新的方法来做研究,或是根据主流文献的理论视角人云亦云来看中国的现象,不会提出新的、更到位的视角来分析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样的研究不会有原创性的贡献,是在挖煤矿,也许会有不少可以发表的成果,但不会对人类知识的增长,尤其对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知识的增长做出贡献。


我想作为经济学家都会有挖金矿做出原创性贡献的意愿。之所以不能,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没有新的现象,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没有认识新现象的眼光。在发达国家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前者,因为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已经接近稳态,新的、大的社会经济现象,如上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70 年代的滞涨,不经常发生,因此,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只能在一个有原创能力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或方法以后,跟着去做一些脚注性的研究。在我国更多的原因则是后者,我国的经济学者从本科开始的教育就学了、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不自觉地就会带着主流理论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现象,容易“对号入座”,难于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新的观点看法。


如何挖金矿而不是去挖煤矿?需要知道“金”为何物以及“金”与“煤”有何不同?从分析中国的经济现象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各种结构和发达国家有内生性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也存在各种内生性的扭曲,了解这两点,就不会简单的以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前提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上述两点正好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精髓之所在。所以,挖金矿就要先熟悉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其次,要认识到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的总结,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给定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可以在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引入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内生地不同于发达国家,使现有的二维主流理论变为新结构经济学的三维理论,以数学建模深挖理论扩维以后的新视角、新见解,并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来检验这些新视角和新见解。上述两点说来容易也不容易,如果能开悟,知道了“各种结构是内生于禀赋结构,扭曲是内生于对上述内生结构的偏离所致”,就能做出许多不同于主流而有新观点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来。但是,真要把上述观点运用自如也不容易,因为主流理论的影响容易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在思考问题、观察现象时一不小心就对号入座。


禅宗讲“顿悟”和“渐修”,绝大多数的人是经由“渐修”而达到“开悟”,难于像六祖慧能那样只是偶尔听人念了《金刚经》中“无所住而生其心”的一句就开悟了。对于各位有心要认识和挖掘中国经济和新结构经济学的金矿,我有两点建议:首先是要下功夫好好学习新结构经济学的有关论著,尤其是即将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导论》,这本书全面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框架,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框架才能分清何者是“金”何者是“煤”,不会看到金子有眼无珠不认识,而把煤当作是宝贝;其次是要根据各位自己的领域,不断探索深抠结构的内生性和扭曲的内生性在这个领域的意义和影响,并用中国和跨国的经验数据来检验由此得出的认识。


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想各位虽然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了,不过正因为如此,需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把各位的理论参照系从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唯一结构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转换成结构内生性的新结构经济学。既然各位回到国内,加盟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我想花精力去完成这个人力资本结构的转变既是各位成为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一员的责任,也是各位挖掘中国经济和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金矿的一个必要条件。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互勉励切磋,培养提高这个认识金矿的能力,来共同挖掘中国经济的金矿,深化、推动新结构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


四、结语


以上是我自己这些年做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都是些老生常谈的话,本着野人献曝的心情提供给各位作为参考。整理出来以后,也可以给兄弟单位作为参考。总的来讲,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生活在这个可以有大作为的时代,让我们有底气放弃西天取经的做学问取向,总结我国的经验进行自主理论创新。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学界一般崇尚西天取经,鲁迅这么伟大的学者倡导的是拿来主义,主张外国有的、好的拿来用就是。五四运动的那代知识分子,倡导的是全盘西化,无非有全盘照搬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或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之争,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还是普遍的情形。只有到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才提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必然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也必然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这代人才有这个文化自信自己去总结中国的经验形成一个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


新结构经济学可以说是开了国内自主理论创新的先河。要引领时代的新思潮必须有敏锐的眼光,也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在一个引进国外先进理论还处于主流的时代,沿着主流理论做研究容易发表,而且,沿着主流理论做批判家也容易获得社会的掌声。因为作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总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拿发达国家的理论作为武器来批判政府批判社会的黑暗面会让社会群众觉得是有道德勇气,而总结自己国家成功的道理,掌握理论和话语权的主流学界不容易接受,在国内也容易被人误解为是“歌德派”。但是,根据中国的现象进行理论创新是我们的机遇也是责任。



    本系列——如何做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总共分为4部分,均转自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公众号,更多详细内容参看该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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