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是如此之重要,在《国富论》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这一观点。
亚当.斯密为我们举一个做扣针的例子:“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决不可能做出二十枚来。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道工序……有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一日也能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
有了分工以后,就有人专门制弓,有人专门狩猎,有人专门生产农具(庞巴维克管这叫迂回生产),有人专门种地……然后相互进行交换,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后来还有人专门从事交换以及其他一些看上去似乎与直接劳动无关的事情,分工愈来愈细化。
如今我们吃一餐饭,买一台电脑,看看电视…..很少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亲自生产的,我们生活中享用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分工以后形成的各行中从业人员向我们提供的劳动成果与服务,他们从中赚得利润,并非意味着我们就会亏损。反过来,我们也在出卖者自己的劳动,服务于他人,获取利润。
竞争、合作、博弈、进化——这就是那个令纳什为之疯狂的囚徒困境模型所包含的寓意。
在第三章“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中,斯密把先前的扣针例子继续向下演绎:“在苏格兰高地那样僻远内地,无论如何,总维持不了一个专门造铁钉的工人。因为他即使一日只能制钉一千枚,一年只劳动三百日,也每年能制钉三十万枚。但在那里,一年也销不了他一日的制造额,就是说销不了一千枚。”所以,这位工人只好收拾起手里的活计,还得下地去干活,分工失败。显然,城市化以及交通状况的改善,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18年前我刚从大学毕业,进入了一家日资企业,并到日本学习了一段时间。那家企业很小,是给高见泽(日本第二大继电器生产商,第一是欧姆龙)做外包的,主要做程控交换机中的继电器与线圈,高见泽下面的这种外包企业有近百家。
公司总部在新泻县——著名的产米区,小千谷市——只有4万人口的小城市。员工家里大多种地——农忙时请几天假,租用农用设备,干完活再回工厂上班。工厂就在一片稻田中央,卷线圈装配继电器也没什么污染,都是机器操作。工作内容简单得简直单调,没什么技术含量,但就是比中国工厂做出来的产品质量好。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中国工人想法比日本人多,不太守纪律(当然也有可能是日本工人想法比中国人更深刻,所以才守纪律的)。
这大概就是日本的农村了。他们就近上班,所以没有我们那样的民工潮。根据曼昆的“理性人考虑编边际量”原理,他们工资要求比大城市低,所以有“比较优势”,能获得外包工作。
我想,在劳动效率提高以后,农村的工作量是没多少的。据记载,美国工业化进程结束后,农村的工作岗位减少了93%,现在只有300万“农业工人”。我们的耕地面积不见得比美国多,却在上面花费了近百倍的劳动力(看看农民一年到头有多少真正的劳动时间),又怎会不贫穷?
城市化,并不一定要农民进城,核心是要促进分工,提高效率。日本小小的一个岛国,人口密度那么高,能把一切安排得合理而有序,并没有听说是出自哪个政治家事无巨细日理万机的刻意安排。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给市场以自由,亚当.斯密说的那只“无形的手”就会帮我们搞定这一切。
包不同
20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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