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Guobing Shen（2010）

第二个分指标是我国的法制化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政府治理指数 。我国在该指数中的表现并不好，但随着政务逐步公开，有改善的迹象。为了得到一个相对指标，作者计算了亚洲国家（均受到儒教文化的影响）的平均法制化水平，得到法制水平的相对得分。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法制化水平并没有明显的提高，由于这些指标体现了人民对政策印象的评价，表明和谐社会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
   最后一项是法律的执行情况。Ginarte and Park (1997)建议在讨论IPR实际执行效果时采用法庭安全研究，受此影响，作者主要考察专利侵权保护与执法机构保护水平两个方面入手。一个度量指标是专利侵权案的接受比例。

再看执行机构的质量。IPR的执法部门主要包括海关、各级法院、以及IPR办公室，而基于IPR侵权可以分为刑事、民事与行政的，但由于刑事与行政违法出现较晚，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作者主要讨论由海关及法庭处理的IPR民事违权事件。海关数据从1995年10月才公布，作者用IPR违权惩罚数与平均上报数的比值来刻画对侵权的惩罚；

法院是IPR侵权案件的主要场所，作者选择的是接案结案率，由于结案通常存在一定时滞，作者采用的是两阶段平滑。数据体现出较高的结案效率。将两个指标进行平均加权，可以得到IPR的法律执行效率。

1996年的异常值是由于海关部分加大了IPR违权的处理。01年执行效率的明显提高原于TRIPS的外在压力。

我国实际的IPR保护水平
        终于走到最后的总体估算了。但作者的论证表明，其中一个步骤也不能缺少。与以上方法一样，需要确定每个影响因子的权重，一个简单的做法是用平均加权。即 ，相应的扩展是引入不同的权重。计算结果如下：

各变量分别为名义IPR，HL方法计算的IPR，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以下界与上界为对照），法制化水平、法律执行水平、不同权重的实际执行效率。其中权重的调整方向为，给予法制化水平与法律执行水平更大的权重，由于上界对照可以带来更大的IPR变动，作者在计算时选用上界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可以得到以下几点：G-P方法估算得到的结论可以看作IPR的上界；HR方法得到IPR保护的下界，而实际IPR（APS）可以作为中国IPR保护一个更好的测度；名义IPR与实际IPR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均有明显的提高，表明了外在压力对于IPR立法与执法的改善，

如２００１年６月通过了第二次修正的专利法，修正的商标法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颁布，修正的版权法与实施条例分别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及２００２年９月颁布；名义IPR与实际IPR的较大差距的原因在于IPR法规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最后，实际IPR还存在一定的波动，如１９９６年的IPR得分较高，原于我国与美国于当年３月达成了反盗版协议，但随后，实际IPR保护水平下降，表明其持续性较差。

IPR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有了这个指标，可以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可以将其置于回归式的左端，考查IPR的决定因素，也可以将其置于右端，考察IPR对其它经济变量的影响。由于受限于数据，作者考察IPR对省际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个问题实证的必要性在于IPR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有正面的（Gould and Gruben ,1996; Kanwar and Evenson ,2003)，也有负面的(Furukawa ,2007)，也有不确定的(Falvey et al.,2006; Gervais ,2007)。作者的回归方程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