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Guobing Shen（2010）

再看实施机制。主要包括初步禁令，帮助侵权诉讼及证明负担逆转（preliminary injunctions,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pleadings, and burden-of-proof reversals），我国2000年修正的专利法第148条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最后一项考核标准是专利保护的期限。P-G要求专利保护达到20年或以上，不足20年的可依比例得分，如保护期为15年，可得15/20分。我国1992年的专利法第45条规定自1993年1月申请的专利可受到20年的保护。作者计算了我国1995年-2007年的名义IPR指数。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覆盖范围自1995年就没有发生改变；至2001年，中国几乎加入了所有主要的IPR国际组织；2001年后，我国的IPR实施机制明显加强；2003年的专利法实施规则有效地增强了专利的保护（专利失效威胁减少）；至1995年，我国的专利保护期限已经达到TRIPS的要求。这样，我国的IPR名义指数逐年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4.53，然后保持稳定。但直觉告诉我们，我国的IPR名义保护水平远高于实际执行水平，

但直觉告诉我们，我国的IPR名义保护水平远高于实际执行水平，Bender(2006，p. 233
)论证，由于缺乏刑事与行政渠道支持，IPR违规只能通过经济惩罚及事前禁止等形式进行处理，这会大大降低专利法规的执行力度。因而需要引入实际执行的效率因子。

IPR的执行力度
Han and Li (2005)引入了IPR实际执行力度，计算了中国实际的IPR保护水平。其执行力度以主要包括：法治水平、法律系统的成熟度、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组织的监督与约束等四个方面。将这个四个因子加权平均可以得到效率因子，并与G-P名义指数相乘，可以得到实际的IPR执行水平。

从上表可以看到以下几点：实际的IPR保护水平稳步上升，但法制水平与法律系统的成熟性发展相对滞后；实际IPR水平与名义IPR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主要由于法制水平及法律系统成熟性发展滞后有关；实际IPR与名义IPR基本上保持同步。但HR方法存在一些瑕疵，如沿用（发达国家）0.5‰的律师比例来刻画法制水平有点不适合我国国情，即使在发达国家，一些IPR纠纷也通过一些非律师人士解决；

其次，中国的IPR立法可以追溯到1902-1903年的辛丑条约，在美国、英国、日本的要求下，清政府依据与美国的协议，对专利进行保护(Zhang,1999, p. 24)。再次，HR方法用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作者认为GNI更能反应中国人民的收益，而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很大原因在于我国存在大量的外资产值。最后，国际组织对国内IPR法律的制定与实施的作用是不可观察的，且它与名义IPR指数具有重合性。

对名义IPR及实际执行因子的同时修正
        作者想要找到一些影响IPR执行力度的因素。结合理论与数据的可获得性，找到了三个指标，经济发展水平、法制水平与法律执行水平。有些理论支持IPR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如Maskus (2000)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IPR保护呈U形关系；Ostergard (2003)论证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不同的IPR保护水平；Gervais (2007)论证了发展中国家需要有适合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IPR保护水平。

而法制水平与法律执行效率体现了在法律确定后，实际的执行力度，一些研究发现我国的IPR执行力度较弱，需要加强对IPR执行的投入、权限，以实现技法水平的升级（Wang ,2004 ;Han and Li ,2005)。再来看作者如何计算IPR执行效率。经济发展水平采用GNI相关指标，Falvey et al. (2006)的研究表明IPR与经济发展程度在低收入与高收入国家呈正相关，而在中收入国家则不然。而我国更处于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依据各国的人均GNI将各国分为低收入国家，低中收入国家（lower-middle-income ,LMI）

高中收入国家
（upper-middle-income ,UMI),高收入国家。而可以选择用LMI的上界或下界作为对照物（反应了全球的平均水平），可以估算我国的GNI指数。但最高值限定为1。下表给出了这一指数的估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