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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能是借用了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目前中国与日本当时的背景已经不一样，过去日本的道路在中国未来不具有复制的可行性。日本在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经济才真正开始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二者非常协调地同步高速增长，仅用7年时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一倍的计划。而中国的名义GDP已高速增长了30年，在目前全球经济寻求再平衡和财政刺激效果逐渐式微的背景下，企求未来依靠GDP的高速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目前中国公务员的平均工资已是社会最低工资的6倍，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倍，所以相对而言，中国公务员工资水平已处于高水平，是收入差距过大现象中的“过大”那一极。在造成目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根本原因不解决，社会税负总体很重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中国实行的结果，可能就是公务员的工资快速倍增，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相对水平或将继续沉降，而收入差距会拉得比目前更大。
根据报道，世界银行的最新研究资料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中国41.4%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24到0.36之间，而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高达0.47，在所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 36位。而国际公认的标准则是，基尼系数高于0.4，则表明收入分配严重不公。
再看根据中国自己的资料，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 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全国总工会近期一项调查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75.2%的职工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61%的职工认为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
因此，目前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是不患增长，只患不公；以及防止可能出现的“越增长、越不公”的境地。所以，不宜再提“在增长中解决分配问题”的思路和说法。可以说，目前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等分配问题的关键，在于“切蛋糕”，而不是“做蛋糕”。
回顾几十年来中国的分配机制的演化，可以看到形成严重收入差距的一些轨迹，从中自能探索出分配改革的一些出路。
改革开放以前，分配机制在名义上是“按劳分配”的。那时候，由于严重的城乡差别和产品剪刀差、以及身份和户籍的割裂，全体农民几乎陷于长期赤贫的状态。而在城市居民和职工中实际上实行的，主要也是按照权力级别来分配的二十四级及其类似的工资制度，大多数人相当贫穷，只有部分级别较高的人享有较高的工资或者是较高福利。因此，即使那时候，在城乡之间和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也有非常大的收入差距。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十几年间，过去长期被禁锢的生产力得到释放，全国人民的收入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较快。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按照机会和能力来分配的时期，是比较有效率的分配时期，也是相对比较公平的分配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满意度最高的时期。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因为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要素分配被全面引入分配领域，特别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与此相对应，尽管中国统计的GDP数据大幅度增长，尽管所有阶层的收入在名义上都没有出现明显下降，但收入分配的差距拉却越来越大。在这个时期，权力成了显性或者是隐性的要素，很大程度上参与收入分配，甚至主宰着分配的根本格局，因此，这也是收入分配矛盾非常尖锐的时期。
可以说，中国这几十年来注重的主要是经济增长，而相对轻视分配。同时在分配问题上，权力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在“切蛋糕”的问题上，权力必须从主宰的地位退居非常次要的地位。
过去的分配机制中，强调“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但是由于二次分配实际上也是权力在决定着分配格局，所以普通劳动者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都被越来越边缘化。因此，由于普通劳动者权力的事实上的缺位，要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则必须在第一次分配中贯彻“公平与效率并重，公平优先”的原则，以确保劳动要素不再被供应数量和全球分工等因素所打压，从而让劳动要素取得与其付出相称的报酬，让劳动者也获得有尊严的工资。
质言之，未来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和广大劳动者收入长期过低的问题，思路必须从做“蛋糕”转移到“切蛋糕”之上，方向是让权力走开，让劳动要素获得公正的地位。
作者：东航国际金融 陈东海 来源：《上海证券报》2010年0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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