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Stéphane Straub（2008）

第二种腐败是政治腐败。这种涉及到东道国政府与MNE间的博弈，前者判断该项目的价值，并设定激励合约，后者依合约进行进入方式的调整。

作者对这种腐败的了解来自于现实感悟，因为他有过为拉美国家政府提供咨询的经历，他发现MNEs在进入东道国之前，与该国政府官员有过密切的接触，这也为腐败提供了条件，如要求MNE与当地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保证当地就业等。而MNEs也可能从中获得，如把握住一些大的政府定单，或从私有化中获利。因而，作者认为两种腐败的主要差别在于，官僚腐败是对企业收益的直接剥夺，而后者，政府与企业均可能从接触中获利。

可以对这种政治腐败建模，即地方政府官员可以当作是委托人（高层政府或人民代表）及企业之间的中介，它负责报告MNEs（对东道国）的投资价值（外部性），并在硬信息（hard information,可以识别）下讨论，考察该政府官员调查的努力程度。

模型
     假设有两个企业，一个是国内企业，边际成本为 ，面临着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一个是国外企业，假定其具有更高的效率，具有边际成本 ，博弈分为三个阶段：阶段0，只有国内企业服务本国消费者；阶段1，国外企业进入，具有更低的生产成本；阶段3，国外企业为国内企业带来的技术外溢， 。该国的总福利为 ，前者为消费者福利，后者为（本土与国外）企业利润。

引入国外技术可获利的收益为： ，假定不存在时间折现。假定东道国政府与国外企业均为风险中性，收益增量在两者之间均分。在完全信息下，国外企业可将技术直接出售给国家L，并获得技术价值。国外企业也可以选择FDI，但需要投入沉没成本，而这些成本比东道国企业更高，由于对当地市场及政治管理不熟悉。假定东道国受到资金约束，许可生产费用逐年支付，因此，国外企业在两种情形下的收益分别为：

些两式表明，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具政府具有完全的承诺能力，债权合约总是占优于FDI，因为前者是无成本的，后者需要投入沉没成本。

现在可以逼近真实世界。假设政府对MNEs进行征用的概率为 ，在债务合约情形，政府将剥夺MNEs的全部剩余；在FDI情形，政府可能会全部剥夺MNEs了公司的资产，也可能只剥夺其中一部分，令其为 。因而，双方的收益因不同合约安排而不同，债务合约下为：

FDI情形下为： ； 。MNEs选择FDI的条件是： 。一些参数的设定也符合直觉，如较低的沉没成本，较高的二期利润，较高的违约风险，较高的FDI利润回收机率（面对被剥夺），均有利于FDI均衡出现。

非对称信息
由于MNEs对其技术和外部性具有更多信息，它当然会利用这些信息来获利租金。东道国对于MNEs技术的外部性不确定， 为事前预想技术会带来强的外部性的概率。  为外部性实际差异。作者的模型是在Howard (1992), proposed by Osborne and Rubinstein (1994)基础上引入NE谈判，即先行者（东道国）提供合约 ，随后企业进行还价 ，而企业在事前的策略是，给定先行者的策略，企业不接受的概率为1-p。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先行者将会出价 且企业也会接受。

作者论证了谈判框架在此情境下的适用性，企业总想获得更好的投资环境，如低税、补贴，或基础设施支持，东道国也极力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如通过加入国内企业成分，许可生产。同时，谈判框架适用于不完全合约，因为有政府的加入，其不完全性就表现得很明显，尽管自我执行的合约更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资金流动。但可能存在的政府违约会中断这些合约的自我实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