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Stéphane Straub（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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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éphane Straub  Opportunism, corrup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firm's mode of entr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4 (2008) 24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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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Straub phane Pha Opportunism Internation 讨论 论文 Straub phane

作者考察了东道国腐败（分为高层腐败与低层腐败）对跨国企业进入方式（FDI或广义的债务形式）的影响，模型分析表明，如果没有腐败，MNEs倾向于通过FDI方式进入，而两种形式的腐败均会促使MNEs选择债务形式进入。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腐败只具有二阶边际效果，并通过与政治风险的交叉项发生作用。

研究动机
Krugman (1995), pp. 1274–75对于MNEs的进入方式（FDI，严格的内部控制，或许可生产，合约形式，较为松散的控制）一直耿耿于怀。作者想从制度约束，更具体的是东道国的腐败角度来考察MNEs的跨国进入。

跨国企业可以通过FDI进入东道国，并维持对企业资产的强力控制，也可以通过市场合约，如许可生产的方式进入它国，此时，它对自身资产的控制能力较弱，作者将其统称为债务合约（需要这种广义的理解与抽象能力）。

有过一些文献讨论FDI与政府风险的关联（此略），但这些文献主要讨论政府风险对MNEs进行投资的时间，数量，结构的影响，而非MNEs对进入方式的选择（学习作者的文献突破口）。但有些文献讨论了MNEs的进入方式与政治风险的关联，如Albuquerque (2003)讨论了契约风险对MNEs进入方式，FDI及证券投资流动（portfolio flows）的影响，发现两个结论：金融受到压抑的国家通常也具有较大的政治风险，能吸收到更大比例的FDI；FDI所需要的风险溢价较低，因而具有较小的波动幅度。

Schnitzer (2002)考察了国家违约对MNEs进入方式，如FDI及债务进入的影响。后来的文献均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即当东道国存在大的政治风险时，MNEs更倾向于采用FDI的方式进入，其原因在于FDI存在着一些不可剥夺（inalienability）的资产，或FDI具有一些外部选择（outside option）。作者不满意这种相对模糊的机制，他对腐败进行了正式建模，并讨论它对MNEs进入方式的选择，作者之所以选择腐败这一角度，原于之前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腐败会明显地影响MNEs的进入决策。

从理论上，作者沿着Williamson (1975), Hart and Moore (1990) ， Hart (1995)的思路进行，即企业在投资前（投入沉没成本）需要考虑自己的融资结构，而这会影响事后的谈判能力，尤其当存在不完全合约且东道国政府上仍较弱的承诺能力时。因此，所有权结构对于企业收益是非中性的。作者细分了腐败的两种类型，低层腐败，类似于直接敲诈，高层腐败。

为了使腐败内生，作者在假定MNEs对于其投资（对东道国）所产生的外部性具有完全信息，政府与企业间进行NE谈判，是对Howard (1992) and Osborne and Rubinstein (1994)完全信息下谈判的一种扩展。并假定存在一个缩小信息不对称的专家来为政府服务，遵循Laffont and Tirole（1991）的分析框架。

作者的主要结论是：低层的腐败相当于税收，它会使MNE更倾向于采取债务合约，市场的腐败通过政治风险发生作用，并削弱后者的作用，机制在于，腐败会使政府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获得MNEs的私人信息，从而降低企业通过FDI进入（获得信息租金）的激励。作者用实证数据表明了腐败与政治风险的关联，这是以往的实证所忽略的（如何用理论模型来“攻击”实证研究）。

认识两种腐败
   官僚腐败（Bureaucratic corruption）涉及到低层官员的腐败行为，为大多数文献所揭示，如Morisset and Lumenga-Neso (2002)考察了MNEs在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行政壁垒，主要包括：准入批准;土地，地点开发和利用及经营要求（entry approvals; land, site development and utility; and operational requirements）。而且这些要求与腐败程度正相关，可以由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index来表示，Rose-Ackerman (1999)也列举了大量的低层腐败的案例。作者对这种腐败模型化，即当地政府收取最大的贿赂资金，同时保证不被上级发现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