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讨论：Stéphane Straub（2008）

完全信息时：
非对称信息时：
   可以得到腐败对企业进入方式的影响，由命题2给出：

推论3的直觉在于，腐败的增加会促使委托者用更多的信息租金阻止监管者合谋，而监管者具有更大的激励挖掘企业信息，由于企业更难得到信息租金，它会选择债务合约进入，进而对政府征用变得不敏感。下面可以用数据来实证这些推论。

实证
   因变量为FDI对其它私人资本流动总额的比重，来源于IMF'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Database。得到三个期间的数据，1985–1989, 1990–1994及 1995–1999，采用平均值平滑。再看关键的解释变量：政府违约数据来自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作者采用两个指标刻画腐败，一为corruption within th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distorts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environment”，并辅以bureaucratic quality变量，两者均来自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

这些数据覆盖的年份为1985，1990，1995，由于可以得到面板数据，作者对解释变量取初期，以减少内生性。
   其它的变量包括：人均GDP，开放程度（贸易/gdp），GDP，通货膨胀来模拟宏观经济稳定性（越稳定具有越小的通货膨胀），以及一些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特征变量，如纬度，土壤（有些文献发现这两具变量对资本流动成分的影响很显著）情况。
回归方程为：

其中 刻画的是官僚腐败， 刻画的是政治腐败。
   回归结果由下表给出：

可以得到与理论推论相一致的实证结果：risk的符号为正，官僚腐败的符号为正，政治腐败的符号为负。且腐败的边际作用递减（引入刻画腐败程度的虚拟变量），由于回归式中有腐败变量及腐败变量与其它变量的交叉项，可以解读腐败所产生和直接与间接影响。另外，从逐项回归中可以看出，腐败变量可以明显地增强模型的解释能力（从R2可以看出）。

作者考察对比了其它变量的回归表现，旨在与已有研究建立关联。另外还做了一些稳健检验，如在被解释变量中排除短期流动资本，等。最后作者回应了一些既有研究，如Wei and Wu (2000)
的研究表明，在一个资本进口的国度，腐败会使融资方式从FDI转向向国外银行货款；Smarzynska andWei (2000)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腐败会使企业更多地选择弱产权控制的方式（如许可生产）进入国外市场，而作者带来的新思考是腐败与政治风险的交叉影响（即作者定义的政治腐败）。

小结：
    将一些制度性因素，如腐败纳入MNEs的考虑范围并对进入国外市场的方式进行调整。文章首先分析了东道国弱的承诺能力会促使MNEs更多地采取FDI进入，因为进行FDI的企业可以通过其它方式来转移资产；随后作者引入了两种腐败，官僚腐败会促进合约方式进入，且边际作用递减。

政治腐败与（弱）承诺能力的交叉项会促进合约进入（与直接效应相反），同时表示直接效应的作用小于该交叉项。这是作者所带来的新意。

什么是二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