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一、文献回顾
Pferffer认为管理决策存在理性选择、官僚、决策过程、政治权力四种模式，管理者在决策时极有可能偏向某一模式，并对决策绩效产生影响。[1]Heller和Wilpert（1981）以权变模型为框架的决策理论，为具体分析决策情景提供了思路。本文在探讨战略决策行为理性的影响因素时，从决策者决策风格、环境不确定性、组织文化三个具体周围变量与理性战略决策的关系分析着手。
（一）决策风格的研究
决策风格是一种决策制定的个人特征模式。划分决策风格的思路有两种：
一是本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小企业理性决策价值构成对竞争行为影响之实证》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8JD630001。广州市教育局科技项目《实证：广州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战略决策的理性特征与影响》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8B072。是把决策过程分为几个阶段，然后观察各阶段有哪几种风格，再把各阶段风格组合起来。如Nutt即是先把决策过程分为选择与执行两个阶段，又在选择阶段分别从信息搜集与处理两方面，分为S型、N型、T型和F型；在执行阶段，根据人们对待行为的不同偏好，分为E型、I型、J型和P型，最后组合为十六种决策风格。
二是以决策者对环境压力、个人需要、组织影响和任务要求这四种力量的反应不同来区分决策风格。如Rowe（1987）在认知-权变风格理论模型中从决策者个人“认知复杂性”与“价值取向”两个层面，把决策者的认知复杂性分为高模糊度容忍与低模糊度容忍，把价值观分为关心工作与关心人，由此根据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所表现的偏好，区分出指令型、分析型、概念型、行为型四类风格。指令型和分析型风格的决策者均以关心任务为主、重理性轻人情，但指令型风格决策者的模糊忍受度低，通常喜好较少的信息和备选方案以及结构性决策，较有逻辑且有效率，会形成独裁、专制、严密控制的特性；分析型风格决策者的模糊忍受度比指令型决策者高，因此喜好较多的信息与备选方案，强调“想好了再干”，擅长推理分析与抽象思维，具有应付新情况的能力，喜欢接受挑战与变化；概念型和行为型风格的决策者都是以对人的关心为主，重人情轻推理，但概念型风格决策者具有高认知复杂度，愿意听取不同人的意见，会与下属建立信任与意见交流的关系，使用多种来源的信息并考虑多种备选方案，倾向理想主义；行为型风格决策者认知复杂度低，能采纳他人建议，且容易相处沟通，愿意妥协、寻求大家的共识，避免冲突发生。本文以Rowe的观点为依据，对企业战略决策者的决策风格进行分类。
薛云奎等人（2005）发现，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着领导者个人决定企业成败的现象，根源在于领导者个人主导战略制定过程。余春达等（2001）从1999至2001年曾针对台湾管理者的决策行为进行三项系列研究，发现信息伦理决策行为意向的评估准则，会受到决策风格的显著影响。
（二）不确定决策环境的研究
企业战略决策总是在市场环境下进行的，因此，决策环境天然地具有不确定性。Dess and Origer（1987）指出决策信息的掌握程度依赖于环境的稳定程度；Hough and Margaret（2003）的结论是：在稳定的环境中决策质量与资源多少正相关，在动态的环境中决策质量与信息多少负相关。可见环境的稳定程度可能会影响战略性决策的理性程度。依照Duncan（1972）的主张，战略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应以决策者的环境认知为基础，从消费者、供货商、竞争者、社会政策因素及技术五个层面来衡量。依据企业战略决策时需要考虑环境因素的多少，将环境不确定性区分为复杂或简单环境；依据影响决策的各因素变动程度，将环境不确定性区分为动态或静态环境。环境的“简单-复杂”和“静态-动态”相互组合，形成三种不确定环境认知：简单-静态环境组合，为低度环境不确定性认知；简单-动态环境或复杂-静态环境组合，为中度环境不确定性认知；复杂-动态环境组合，为高度环境不确定性认知。管理者对环境不确定性的不同认知会引起不同的决策行为反应，在越来越不确定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必须密切关注宏观环境和行业特点的变化。[2]
（三）组织文化的研究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处理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整合过程中所出现问题时所发展起来的规范，这些规范被用作教导成员观察、思考和感受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已有企业文化的研究主要围绕两点展开：企业文化对组织行为的作用及对绩效的影响。从企业文化对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来看，企业文化创建之后会对员工的心理产生感染力，提供行动的隐含假设，并指导成员怎样去认识、思考和解决各种问题。正如有关研究所实证，在进行一连串的决策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发可行方案阶段，所选的最佳方案常因企业文化的差异而不同。然而，划分企业文化类型时采用的标志不同，分类结果也不一。Cameron（1985）以CVF框架为基础，用决策者接受风险的程度和组织行为弹性程度为标志，将企业文化划分为支持、效率、创新、官僚四类。支持型企业文化属于内向、弹性大的文化形态，工作环境开放和谐、重视并依赖成员，强调员工参与、团队精神，但不喜欢风险太大的活动，也不愿接受太大的变革；效率型企业文化属于外向、控制文化形态，重视成本及绩效控制，能接受大风险及重大变革；创新型文化的企业是外向且具弹性的，鼓励员工创新、强调独特，接受冒险活动并追求风险，允许重大变革；官僚型文化具有内向与控制的特性，企业层级架构与权责划分十分明确，工作皆已固定化、有标准程序，无法接受大风险与大变革。本研究将参照Cameron的理论，从组织行为的“弹性-控制性”和管理者对待风险态度的“外向性-内向性”两个维度，把企业文化划分为弹性型、控制型、外向型和内向型企业文化。
二、研究过程
（一）研究样本总体与有效样本
本研究以中国大陆企业的高、中层管理人员为样本总体，按照企业性质、规模、所属行业、所在地理区位等分类标志，将研究总体分为多种分总体，编码后再进行随机抽样。若抽取的样本没有回复问卷，就参照方便抽样法，选定符合该样本所在分总体特征的其他样本“填补”上去。
借助面对面填写或留置纸质问卷、发电子邮件等多种途径，课题组共发放问卷900份，收回407份，有效问卷342份，包括108份高层管理人员、234份中层管理人员应答卷。应答者分别来自北京、上海、重庆、云南、海南、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四川、辽宁10个省、3个直辖市，覆盖区域大，且涉及到不同行业、性质、规模和已创立年限的企业，样本中男性居多（7821%），77.34%的年龄介于26～45岁，846%的学历在大专以上，81%～68%的已在现任职企业工作2年以上。有效样本所在企业是非国有企业的数量远超过国有企业，已创立时间多数在5～50年，且处于发展或成熟阶段，中小企业占60%，近半数企业属于制造行业。
（二）研究工具
1.战略决策理性的测量。理性战略决策是一种企业高层管理者依赖环境信息分析，系统、逻辑性地确定战略目标，从多种备选方案中选择最有利于达成整体战略目标方案并付诸实施的决策模式。考虑到管理人员的价值标准、抉择行为会受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大陆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之下企业任务和中高层管理者价值观体系具有特殊性，因此，本研究采用孙丽君开发的理性战略决策问卷（RSDQ）测量战略决策行为理性。[3]RSDQ问卷共有25题，包括问题识别、方案创建、分析评估、判断抉择和社会主义五个维度，以Likert七分等级来评价战略决策过程的理性程度，按照由“1-完全不吻合”到“7-完全吻合”来给分。得分越高，表示决策行为理性程度越高。
2.决策风格的测量。本文采用Rowe等（1992）开发的决策风格量表测量企业高层管理者战略决策风格。问卷中列出20种状况，每种状况有4种反应，请填答者评价与自己平时反应的符合程度，依序排列。最高得分即为其主导决策风格。四种风格的分数是相对数而非绝对数，填答者可能同时具有一种以上的决策风格。
3.环境不确定性的测量。本研究测量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变量的问卷是综合Dunca、[4]Miller[5]（116-138）和高添庆（1983）等人所编制环境问卷中的项目而成，按照中国大陆的表达习惯对原问卷的文句进行翻译、修改润饰，修订后量表共24题，包含两个部分：环境复杂性部分用以测量企业战略决策所考虑环境因素的多少，用Likert七分等级来衡量应答者的感受，按照由“1-从不考虑”到“7-时时考虑”来评分；环境动态性部分用以测量企业战略性决策所考虑环境因素的变动频繁程度，用Likert七分等级来衡量应答者的感受，按照由“1-从不变动”到“7-持续变动”来评分。得分越高，表明应答者认知的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越高。
4.企业文化的测量。本研究测量企业文化特征时采用了林干文（1998）编制的企业文化量表。使用时研究者按照中国大陆的表达习惯，对问卷文句进行了修改润饰。问卷共16题，用来测量组织行为的弹性程度、控制程度、内向程度和外向程度。采用Likert七分等级来衡量应答者的感受，由“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来给分。
三、实证结果
（一）研究问卷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分别用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和共同性来鉴定研究用问卷的信度与效度水平。理性战略决策问卷的整体信度值（0.89），各因素维度信度系数均大于0.70，因素分析中的共同性除一项外都高于0.50；环境不确定性量表的整体信度值（0.91），各因素维度的信度系数均大于0.44，除一项因素外共同性都高于0.50；企业文化量表的整体信度值（0.93），各因素维度信度系数均大于0.42，共同性都高于0.50，可见上述三个量表的信度、效度都符合研究标准Rowe的决策风格量表已经过逾万名不同职业、团体样本的实证检验，并得到超过0.90的表面效度和信度，故不再进行信、效度分析。
（二）企业战略决策理性描述性分析
用SPSS 13.0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1：中国企业战略决策过程的理性评价值介于4.11～5.46之间，均值为4.74（Std.D＝0.69），高于7等级制的中间值4，若以量表中间等级4为标准将样本分为高、低战略决策理性两组，86.54%的样本战略决策理性水平大于或小于4，其中的95.6%落入高战略决策理性组；若按实测决策理性平均水平4.74为标准分组，有91.34%的样本战略决策理性水平大于或小于平均水平，其中的56.8%样本落入高理性组。因此，中国大陆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战略决策理性程度较高。
（三）高层管理者的决策风格、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文化描述性统计分析
1高层管理者决策风格描述分析结果。
中国大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概念型决策风格的平均值最高（87.70），其次是指令型决策风格（78.22），行为型决策风格最低（66.31）；93.81%的样本有单一主导决策风格，其中54.9%的单一主导决策风格是概念型，指令型决策风格占27.47%，单一主导决策风格是分析型或行为型的样本仅占8.79%。中国大陆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决策风格与日、美企业的最高主管一致，接近于韩国管理者，但与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的管理者不同（见表2）。
企业高层管理者对环境不确定程度认知平均水平为5.18（Std.D＝0.76），介于3.13～6.92，无论是按照环境不确定性认知的实际平均水平分组还是按照理论平均水平分组，结果一致表明，大多数中国高管认为企业身处高动态或复杂的环境之中（理论分组，87.04%；实际分组，87.01%，见表3）。
企业文化四维度水平介于5.16～5.37，其中，“控制”程度最高5.37（1.13）、“弹性”程度最低5.16（1.18），“外向”程度略高于“内向”程度。台湾企业文化的“内向”程度最高5.51（1.13），“外向”程度最低5.26（1.26），“弹性”程度为5.31（1.16），“控制”程度是5.45（1.23）。可见，中国大陆企业文化类型整体上属于“效率型”文化，企业管理强调目标达成、成本控制。这可能是三十年来中国企业推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的结果，或是追求成本领先战略、低价营销策略的效应。
（四）高层管理者的战略决策理性影响分析
1.相关系数分析结果。
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可知，决策风格、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文化与战略决策理性之间均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具体地，指令型风格与战略决策理性之间有负向显著相关，概念型风格与战略决策理性之间有正向显著相关，分析型和行为型风格与战略决策理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可能与中国大陆企业高层管理者主导决策风格较少表现为单一的分析型或行为型风格者有关；高层管理者对环境不确定性认知与战略决策理性之间有正向显著相关，环境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均与决策理性之间有正向显著相关；企业文化与战略决策之间有正向显著相关，弹性程度、外向程度与战略决策理性之间有正向显著关系，控制程度、内向程度与战略决策理性之间有负向显著关系。
2.回归分析结果。
以多元回归分析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首先以战略决策理性为被解释变量，决策风格、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文化为解释变量，考察决策风格、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文化三变量对战略决策理性的影响，然后再具体考察三变量各维度对理性战略决策的影响。表5呈现了三变量对战略决策理性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调整的判定系数R2＝0.345，说明样本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而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168.181，相伴概率值p<0.000，表示可以对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检验。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结果是，环境不确定性、企业文化两变量都显著影响战略理性决策，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324（P<0.01）、0.581（P<0.001），假设2和假设3得到完全支持。没有发现决策风格对理性决策的显著影响，但考虑到93.81%的研究样本决策风格呈现单一主导风格特征，因而进一步地，以战略决策理性为被解释变量，依次以概念型和指令型风格、环境动态程度和复杂程度，以及企业文化弹性程度、控制程度、外向性和内向性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结果可知，概念型和指令型风格都显著影响决策理性，标准回归系数分别为0.25（P<0.05）和-0.24（P<0.05），即概念型决策风格显著正向影响战略决策理性，指令型决策风格显著负向影响战略决策理性，本研究没有发现分析型和行为型风格对决策理 性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来自中国大陆10个省、3个直辖市不同企业的342位高中层管理者为有效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依据搜集信息，描述分析了企业战略决策者的决策风格、环境不确定和企业文化对战略决策理性的状况与关系。研究发现：决策风格、不确定环境、企业文化均显著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理性。具体地，概念型决策风格显著正向影响战略决策理性，指令型决策风格显著负向影响战略决策理性；管理者对环境的高环境复杂性或动态性认知都显著正向影响战略决策理性；弹性程度、外向性和内向性都显著影响决策理性。而且，研究样本的单一主导决策风格大多呈现概念型、对经营环境有着高不确定性认知、样本所在企业文化的弹性程度、外向性和内向性都较高，这些变量特征表现都有利于改善企业战略决策理性。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样本的决策风格呈现出指令型，企业文化的弹性程度不足，另外，部分样本低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将对企业战略决策理性产生了消极影响。
依据本研究发现，课题组建议：（1）企业高层管理干部的选拔应增加决策风格测试内容。中国大陆的企业高层管理干部任职资格或考核指标体系中，仍然局限于“德”、“勤”、“绩”、“能”四方面和决策者个人传记特征，鲜有涉及“决策风格”测量。从改善企业战略决策理性提高企业绩效的角度来讲，建议选拔企业高层干部应更多地考虑概念型决策风格的管理人才。（2）加强对企业管理高层进行经营环境形势的教育，使其正确认知环境特征，同时建立有效的企业信息系统，提高管理者在高不确定环境决策情境下的信息管理能力。（3）建设弹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显著影响决策理性，尤其是企业文化的弹性程度对战略决策理性的显著正向影响最大。但是，本研究发现中国大陆企业文化整体上呈现效率型，企业高层管理者一方面愿意接受较大风险，乐意大胆变革，另一方面却更强调控制员工行为，不重视并依赖成员或员工参与管理，而影响决策理性。所以，中国大陆企业的文化建设应注意弹性程度的提高，减少对员工行为的过多限制。
主要参考文献：
[1]Pfeffer，J.，1982，Organization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M]. Cambridge， MA：Harper and Row.
[2]蓝海林。迈向世界级企业：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
[3]孙丽君。企业战略研究决策理性之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D].澳门科技大 学博士论文，2008.
[4]Duncan，1972，Characteristics of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an d Perceived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17， Is s3：313
[5]Miller，D，1993，The Architecture of Simplicity [J]Academy of Management
作者：孙丽君 蓝海林 徐建蓉 来源：《财经科学》2010年第5期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