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报20100714潘震泽__怀念那个 不求名利只做研究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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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平台－怀念那个
不求名利只做研究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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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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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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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震泽】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1x112010071400421,00.html


三十多年前我还在当研究生时，学术界与产业界壁垒分明：学成毕业后留在学校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是多数学子向往之路，也是指导教授对学生的期望；如果离开学术界到政府机构或私人公司任职，则被认为是学术生涯的中断，普遍会有惋惜之声。



　上述现象，主要出现在欧美学术界，而非较现实的华人社会（学优而仕本是中国读书人的目标）；其理由并不是因为大学教授的待遇好（一般教授的薪水绝对比不过产业界）或地位高（美国大学教授并不高人一等），而是图个自由。人在学术象牙塔里，上下班时间弹性，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要发表就发表，别人无从过问；在政府及商业机构就少了这点自由。



　当年笔者同指导教授外出开会，碰上几位在药厂工作的同行，向我的老师抱怨：他们做了几年的研究正有些心得，结果上面一声令下，就得放下，另起炉灶。二十世纪初，剑桥出身的英国生理学家戴尔（Henry Dale）离开学界前往卫康药厂任职，就有人对戴尔说：在药厂做事是「死路一条」。好在卫康给予戴尔充分自由，戴尔终获一九三六年的诺贝尔奖；可惜这种例子不多。



　二次大战后，美国生理学家宣能（James Shannon）出掌国家卫生院（ＮＩＨ）主管，前往学界征才；有人说政府主导的研究顶多只能做出中等成绩，还有诺贝尔奖得主对他的学生说：「去政府机构工作，等于断送研究生涯。」好在宣能放手让下属去做，得出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及好几位诺贝尔奖得主。近几十年来，在利益团体的游说及国会主导下，以目标为导向的ＮＩＨ越分越细，钱也越花越多，成果却大不如前。



　虽说学术自由及发现新知的快乐是研究者最大的报偿，但少有人逃得过名利的诱惑。传统学术中人追求的是名，好比各种学术奖项、院士头衔、荣誉博士等，而不是利；要是有人跨越了这条无形分界，转而追求商业利益，就得冒不受学界认可的风险。好比生物科技（基因工程）的创始人柯恩（Stanley N. Cohen）及波耶尔（Herbert Boyer）两位出身学界，虽然也曾获美国的拉斯克奖及国家科学奖章，但却与诺贝尔奖绝缘。



　然而自波耶尔以借来的五百美元在校外成立「基因工程科技公司」（Genetech），股票一上市就成了千万富翁、登上《时代》封面以来，就少有大学及研究人员抗拒得了金钱诱惑，而开始把任何一丁点的技术改进，都申请专利。大学教授在校外成立公司或兼任董事，早已成为常态。



　如果说在利诱之下，研究成果突飞猛进，疑难杂症一一得以化解，也就罢了；实情是：救命的药物没多几样，却都贵得要命。除了从药厂、学校到研究人员都要分一杯羹外，没有竞争对手的专卖是另一因素。这样的结果，不但完全失去当初研究初衷，更别提绝大多数研究一早都由国家资助，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作家吴尔芙（Virginia Woolf）曾借上帝的嘴说：「这些人无须奖赏，因为他们喜欢读书。」同理，有幸从事研究者亦无须奖赏，因为他们拥有世上最好的工作（有人给钱做自己喜欢的事）。只不过在一切向钱看的今日，这大概是痴人作梦。（作者为生理学教授，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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