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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全球化及其不满》出版，各式书评劈天盖地而来，韦森、梁小民之流又开始无关痛痒地呻吟开了。
俺正好翻到台湾出的英文期刊《Issues and Studies》2003年卷组织的一次美-台两地著名经济学家关于中国改革成功经验探源的学术争鸣。参与方一位是台湾政治学家，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台湾大学的吴玉山教授，主要研究比较政治经济转型；另一位是加州戴维斯分校的胡永泰教授，是转轨经济学的权威，俺跟他打过照面，印象中好像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中文说得很溜。双方你来我往共写了三篇文章，因为针锋相对，所以看起来非常过瘾。
非常可惜的是，发起争论的吴玉山的第一篇文章找不到原文，只有摘要，贴在这里，但不影响我们了解论战的全貌：
Issues & Studies 38, no.4/39, no.1 (December 2002/March 2003): 93-138.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sia vs. Europe
YU-SHAN WU
This article views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 sets out with the significant phenomenon of China's rise and Russia's fall in the 1990s. The literature is reviewed. Two main approaches are identified: the non-institutional and the institutional, with the latter holding sway. Cultur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pre-reform system are the four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 all are found wanting in terms of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difference between Asian and Europea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are reform philosophy, speed of reform, property rights restructuring, and role of the state-the last two of which constitute an effect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It is argued that China's de facto privatization and active developmental state have proven more effective than Russia's de jure privatization and weak democracy in promoting growth and achieving stability. China and Russia are treated as representing two modes of exit from state socialism and two distinct development patterns. The duel between the two harks back to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East Asia's capitalist developmental model and the West's neoclassic economics. China's better transition performance prov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ast Asian model.
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那么事实就不再是某个因素的边际调整引起经济的边际增长，式子右边的第二、三项只有当x4从零变为正时才起作用，这样的x4可能是“法律和秩序”；任何一个xi为零时，第三项均为零，这反映了经济互动中的“协同效应”。因此只根据xi与y是否同向运动就判定xi对y的影响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还必须保证其他变量不变。这是制度分析中经常为人忽视的一点。 经济增长理论中有关于各国经济收敛速度的讨论，但这并不表明穷国就一定能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反过来，也不能就此否认经济发展阶段（初始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胡文举出越南和老挝在1989-96年通过“休克疗法”实现大幅经济增长的例子，并认为这个例子会同中国的例子可以说明，此类转轨经济阶段，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改革的速度，而在于改革方向和经济结构的良性互动。这可以看作胡文的主要立论。这是实际上暗示关于“华盛顿共识”的讨论是具有误导性的。所以认为当时波兰和俄罗斯也应该采取中国式的双轨政策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中国的非国有部门能够崛起是因为有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进入，而从1978-92年，国有部门人员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因为国有部门的优厚待遇；但是俄罗斯超过80%的人口是受雇于国有部门的城市人口，他们同样不愿进入非国有部门，这样后者就无法发展。 吴文认为俄罗斯的改革哲学是唯理主义，而中国的改革哲学是实证主义，胡文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不了解，在政治上是十分幼稚的。胡文认为，增量改革模式实际上是当时中国领导层对改革的认识分裂的结果。 波兰1991年的改革为什么没有走中国式的道路，因为波兰和东欧社会关于改革的最终目标已经达成共识，就是要重返欧洲，所以改革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改革的速度而非改革的方向。但是在中国有保守派（陈云，鸟笼经济）和自由派（胡耀邦，私有化）的冲突，因此在改革早期阶段呈现精神分裂的倾向（schizophrenic），比如经济特区和乡镇企业，这种政策上的精神分裂症被美言为“政策实验”。因为关于改革的方向无法达成共识，所以快速全面市场化的可能性是被排除在外的。正因为渐进、激进之别实际上归因于是否达成共识，所以，把渐进主义比喻为一次把一条腿伸进裤管，而把激进主义比喻为两条腿同时蹦进裤管是不恰当的，更恰当的比喻应该是，渐进主义是把一条腿伸进两个裤管，然后停下来冥想，穿个遮羞布或者挂个腰带是不是更好；而激进主义是把一条腿伸进裤管后，就不加思索地、忙不迭地要伸另一条腿。 其次，俄罗斯看到中国非国有部门的飞速增长后，也想实行中国式的双轨所有制，1987年的合作社改革就属此列。但是因为原苏联的工业部门太庞大，而且违背科尔奈的稳定性假设（决定体系稳定性的必要条件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相容），所以最终失败了。 俄罗斯给中国的经验是，第一，通过政治剧变来避免经济混乱要取决于掌权的精英阶层通过迅速改变政治制度来兼容经济制度的意愿和能力。第二，市场化的主要政治反对力量来自党内，实施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政府内部。因此，包括吴文在内的很多观点认为“至少在初始阶段，独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是错误的。日本、印尼、南韩、台湾、马来等等都是反例。 胡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类法，一种认为中国的成功是来自于经济实验，以创造出最适于本国特定经济环境的非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这被称为“实验派”；另一种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因于向发达国家的制度收敛和一体化，这被称为“收敛派”。吴文是前者，胡文是后者。 胡文举了个例子，实验派认为中国农村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体现了中国人的一种“哥们儿性”，如果这种基于文化的解释是对的，那么为什么台湾的农村企业都是私人所有的呢？难道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或者国民党的压迫政策将中国文化赶出了台湾农村？胡文认为，中国农村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只是反映了一个简单事实，即1994年私人所有权在中国农村是受禁止的，至少是受歧视的。这个例子说明，实验派是脱离了政治必然性在谈论经济成功。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价格双轨制实际上是政治约束的产物，而非经济最优化的产物。 胡文认为，实验派和收敛派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收敛的，但是在强调的重点上仍有差异。实验派倾向于对加入世贸持悲观态度，因为他们对经济实验的外部约束感到不安；而收敛派则比较乐观，认为中国可以从“最优的国际性实践”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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