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哈耶克思想在中国大陆的引介和传播大致是这样的:
尽管潘光旦早在1946年就曾在其政论集《自由之路》中提到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但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观念取得支配地位,哈耶克在相当长时间的中国大陆几乎成了反动言论的代表。
与对待计划经济的态度转变相一致,哈耶克思想在中国大陆的引介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毛政时期——内部读物
1950—1970年代末期的“内部阅读”阶段,代表人为滕维藻(1917-2008)。1958和1962年,滕分别翻译出版了哈氏的《物价与生产》(上海人民)和《通往奴役之路》(商务)。但这两本书都是作为“内部读物”出现的,不仅印数少,而且只在高级官员、高级知识分子等非常有限的范围流传,因此影响不大。
第二阶段:小平时期——零星评介
1980—1990年代初期的“零星评介”阶段,标志事件为经济学界对哈氏的零星评介。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特别是随着政治当局对计划经济模式的反思以及对商品经济、市场机制认识的深入,首先从经济学领域开始零星地评介哈氏思想。这主要表现在:1.哈氏《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开始在普通经济学者中传播。经济学家梁小民在回忆自己1980年代的成长经历时指出:“那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是由滕维藻的《通往奴役的道路》,是由滕维藻、朱宗风两位先生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内部读物’。……虽然那时我还不能完全接受哈耶克彻底否定社会主义的结论,但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使我认识到中国发生‘文革’悲剧的根源。‘文革’中个人的自由被彻底剥夺正在于计划经济。”2.评介哈氏经济思想的论文开始出现,如孟援发表于《世界经济》1980年第9期的《评哈耶克》等。3.哈氏经济学代表作《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1989)译出,并在思想界产生较大影响。
第三阶段:后改革时期——显学
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系统引介和研究”阶段,代表人物为邓正来(1956—)。随着1992年横亘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间的意识形态障碍的消除,哈氏译介和研究开始在中国成为“显学”,并成为相对于新左派的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渊源。依高全喜之见,当下中国的哈氏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
第一种是以邓正来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路径,其强调哈氏的那种理性不及的知识论,然后追溯哈氏的整个社会观,把法律、政治放在他的社会系统中加以研究。
第二种路径以刘军宁、秋风为主要代表,其主要以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常识来解读哈氏,从其哈氏理论中提取一些与自由主义价值相关联的法治观、自由观、市场经济、自生秩序等加以发挥。
第三种是他本人的政治哲学路径,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如何构建一个社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第二是政治与法律制度背后的正当性问题。但邓正来在所有大陆哈耶克研究者中无疑是“用功最勤、成就最大的”(季卫东语)。正如李泽厚所言:“邓正来认真介绍哈耶克,很不错”;“邓比好些所谓自由派的风光人物要读书多一些。我讲的‘书’主要是指西方的。”他不仅翻译了《自由秩序原理》(三联,1997)、《法律、立法与自由》(主译,大百科,2000)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重译,三联,2004)等200余万言的哈氏代表作,而且撰写了共计60余万言的研究论文。这些集中收录于《哈耶克社会理论》和《哈耶克法律哲学》(复旦,2009)的论文,在汉语世界最为全面、深入地探究了哈氏理论的问题意识、内在理路和知识增量。
此外,冯克利等翻译的《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2000)和《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2000)等也丰富了哈氏研究的视野。中国学人、特别是邓正来对哈氏的大力引介和深入研究,为高全喜、刘军宁、秋风、汪丁丁、徐友渔、秦晖和张维迎等将其阐发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依据奠定了基础,进而于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掀起了新自由主义同新左派的大论战,并使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或主导了其后的经济改革进程。
推荐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文有声书MP3下载:
http://www.readme.in/shehuikexue/972.htm
推荐哈耶克《自由宪章》中文有声书MP3下载:
http://www.readme.in/shehuikexue/97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