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文件
换一批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CDA人工智能学院 :以 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人工智能、TensorFlow、知识图谱等前沿技术为主题,致力于成为国内前沿的人工智能、数据科学领域在线教育品牌。 一、重新证明自己的价值
要学习和适应的东西真的很多——当一个科学家决定走进大公司、或是成为创业者时——这可不是换个名片title那么简单。
必须重新证明一件事情:你有什么价值?
2016年,阿里云杭州办公室,几位高层正在召开一场战略会,气氛并不怎么样,每个人音量都不小,且情绪分明:“你这个方案姿势就不对!”“这根本就不可放量!”“你是在瞎搞!”
已经记不得是第几次当面吵了。矛头的中心——阿里云机器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里下定决心,定了定声,说:“你们就说想实现多少收入,我扛住这个指标。”
闵万里是数据科学家,曾经在IBM、Google就职。他博士毕业时就写出了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的知名公式。但尝试用它帮一家公司赚到钱,还是第一次。
那原本是一个用于交通流量预测和优化的理论。闵万里的设想是,它可以在一些有大量数据积累的传统行业优化生产流程。他必须要证明自己的理论在实际场景中可以奏效。
第一个挑战是自己找客户。
杭州背靠江浙沪发达的制造业优势,有许多数据量大的头部工厂。闵万里和同事专门整理出一张列表,总共六七十家企业,他决定一一拜访,向他们销售自己的解决方案。第一个客户的名字现在仍然记得:江苏协鑫,一家光伏企业。
闵万里带着一位工程师一起赶往徐州。和这样一家公司谈判,他的经验值是零。同事介绍完他们的身份和来意后,轮到闵万里证明自己和团队的技术能力。他从电脑包里掏出一叠A4纸——是他最引以为傲的论文,里面有一大堆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公式。
“我这个论文拿过很多奖,我们的技术很厉害。”一讲到公式和原理,闵万里就滔滔不绝。
对方听完。问:“你们是不是来偷数据的?”
列表上前四十几家公司,每一个都碰了壁。闵万里的团队当时只有6个人,每个都很沮丧——平时,大家都是天之骄子,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求着别人的乙方”。印象最深的是,曾有位老总说话很不客气地说:“我们这行和你们互联网不一样,我们还是脚踏实地的。”
“言下之意,我们都是玩虚的。”闵万里说。
挫折感真的非常强烈。有人承受不住这种心理落差,选择离职。
(闵万里)
闵万里是那种把“不能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当成人生信条的人。他给团队打气,“同学们,这件事情是可以work(生效)的”。留下的人选择相信他,毕竟,他的学术能力和技术水平都摆在那儿。经过团队的坚持和努力,第一年,他们完成了将近一千万的指标。2017~2018年度,这个数字变成了6.7亿。2019年6月,闵万里从阿里离职,创立北高峰资本和坤湛科技两家公司,以“技术+资本”的形式与传统产业做数字化、智能化合作,继续用他的理论对这个社会的一些环节施以作用。
坐在深圳自贸中心的办公室,闵万里总结转型经验:“作为一个已经在学术界成功过的人,当你走进产业的时候,能否成功的关键是,你还有勇气撸起袖子加油干、走到最底层?”如今,每见一个新客户之前,闵万里都要求员工把演讲PPT带到他的办公室,花一两个小时听他们现场演示,模拟谈判时的状态,他不仅会看每一张演示文稿的内容、用词、字体和字号大小,也纠正员工的表述、表情和精神状态。
在一家公司里,技术只是生产链条的其中一环,必须务实,要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量。
公司和学校的逻辑完全不一样。快手AI Lab首席科学家刘霁对此感触深刻。在学校,环境相对单纯,找到一个学术问题(输入),花时间从各个角度去研究(输出),就好了。而到了快手 ,“很多时候输入输出还得自己去定义”。对公司也缺乏全面的认知。 “做技术的人总觉得把技术打磨好了,什么事都解决了,但其实在公司里你更多的是要去理解技术所处的环境、解决技术问题成本有多高、这个事情本身处于什么战略位置”他说。
2018年,快手商业化成立FeDA智能决策实验室,刘霁兼任这支团队的负责人,跟多个一线业务部门都有过深度合作。这个团队曾开发了一个名为Persia的基于GPU的广告推荐训练系统,单机效率提升640倍,意味着,以往用50台计算机一天只能尝试一个新想法变成只需一台计算机一两个小时就能尝试一个新想法,极大地提高了开发效率。刘霁觉得Persia证明了他们这些掌握最前沿技术的科学家所能对公司贡献的特殊价值。
(刘霁)
刘霁出生于1983年,是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在学校搞理论研究时,他就和别的同学不太一样,他最喜欢解决的是“工业界的人真正关心的问题”。刘霁曾帮IBM、NEC解决许多系统上真实存在的问题,毕业后直接选择加入大公司。在一家公司里,科学家的价值是要用业务产出而不是学术成果来计算的。他的思维转变很快,给研究院制定的OKR都是可量化的,比如:提升广告主投资回报率XXX,提升广告的收益XXX,提升用户点击率XXX……
“如果有研究员提出一个比较有前瞻性、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你会鼓励他们去研究吗?”
“这样的问题,说实话,它的价值首先要打个问号。”刘霁说。
二、曾经,大公司和科学家都没想清楚
几乎每一个赫赫有名的互联网公司都有一个人工智能研究院,吸纳了包括李飞飞、张潼、余凯、吴恩达、何晓飞等在内的知名科学专家。但每当谈起研究院的价值,许多互联网从业者都打出一个大问号。
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公司没想清楚为什么要招科学家、怎么用好科学家,科学家也错误预期了大公司能提供的资源和空间。
前腾讯某部门知名科学家宋航(化名)是一位知名人工智能教授。几年前,他想把手上掌握的一个技术点做成APP,他试图说服几个学生,“学生基本上都翻我白眼”。
“老师,我是做研究的,你要做软件的话不要找我,我做不了,也没有时间。”学生回复。
宋航好说话,就答,“好哇。”
但这件事情很长时间以来都成为他脑子里一个强烈的愿望:他想到商业界去看一看。
几年前,腾讯向宋航发出邀请时,他感到很开心,那个等待的机会终于出现了。
虽然一直强调“腾讯对我很好”,但现在复盘那段经历,宋航觉得“和预期的有比较大的差别”。有一些问题他和公司都很难直接解决。
一个是公司给的时间包容度不够。研发有成本压力,“短期内不是特别能看得出经济效益的话,它的发展显得就没有那么快”。另一方面,人手也不够。宋航希望自己主导的产品能做得更大,理想状况下,他需要500人,“其实任何一家公司都很难满足我的设想”他说。能拿到的招人指标有限,高层也要去平衡各个部门,“比如我需要这么多人,其他部门也想要这么多人,老大怎么办?”而内部其他部门的人员和资源也做不到完全掌控和调度。
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宋航决定创业。创业的一大优势在于,宋航能获得比公司内更多的资源,钱和人和体系,他作为CEO对团队的掌控感也更强,技术空间也相对更大。
商业要求技术落地,背后的要求是科学家本人也要落地。看上去只是换种方式用技术做事,但这个转变对于科学家们来说,其实特别难。创新工场AI工程院执行院长王咏刚接触过许多从大公司出来的科学家,他们所讲述的片段可以拼凑出当时他们所遭遇的困境。
(王咏刚)
首先,命题变得非常直接:如何在下一次产品上线时,带来X亿的收入。需要开各种各样的会,所有产品经理、市场经理、销售经理的问题都提到你面前。“你很可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垃圾的功能,但你必须要按照客户的要求做出来。”王咏刚说。
其次,很多事情科学家们搞不懂。比如,把一个视觉算法包装成手机摄像软件里的一个功能,这里面包含大量产品化的东西:怎么和硬件结合?怎么突破手机CPU的限制?怎么让用户和真实的场景发生关系?之后这款手机怎么定价?如何占有市场?采用什么销售策略?在这些和业务紧密结合的讨论里,他们可能没有太多发言权。“科学家会觉得:这已经超出我的理解和能力范围了。”王咏刚说,“他就会感到孤立,会无所适从。”
“虽然绝大多数科学家非常愿意入世,愿意追求长远的社会贡献,但这种贡献没有那么容易。”王咏刚用了一个类比:做学术是站在非常高的山顶去寻找阳光,而做商业是站在草丛里把路修出来。“你知道,那些站在山顶看阳光的人往往会觉得:修路、搬石头,这不是我要干的事儿。”
以科学家的头脑,他们一定能把商业的问题考虑得非常清楚。“但很多时候他就是不喜欢,他不愿意去想钱的事情。”王咏刚说。最后,他们中的一些像宋航一样选择离开,有的干脆重新回到学校教书。
关注“CDA人工智能实验室”,回复“录播”获取更多人工智能精选直播视频!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