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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新制度经济学最早可以追溯到科斯1937年的著作《企业的性质》，在这文章中，科斯提出了的“交易费用”的思想。在1960年的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不仅明确使用了“交易成本”概念，而且更加系统的阐述了以明晰产权安排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办法。科斯的思想被后来的学者不断继承和拓展，最终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一重要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91年和1993年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位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2009年获奖的威廉姆森更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称谓的命名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言：21世纪将是新制度经济学繁荣发达的时代。本书的作者道格拉斯·诺斯以及其他学者用交易费用和产权的分析思路，借助计量分析手段来研究制度变迁问题，逐渐形成了制度变迁理论、国家理论和新经济史学。[1]通过这些理论，诺斯揭示了经济绩效大体上由支撑市场的制度类型及质量所决定的，产权和交易费用是基本的决定因素。以上就是本书写作的研究背景。
本书可以说是继《制度与制度变迁》之后又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作者突破以前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方式。在本书中，诺斯阐释了支撑经济变迁的制度性基础是怎么形成的，而且对制度性基础的概念进行了宽泛的定义，并深入剖析了影响其变迁的各个重要因素。用诺斯的话说“该研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拓展—— 一种极大的拓展”。
诺斯认为，我们的世界是非各态历经的，而非正统经济学借以建立其优美数学模型的各态历经世界[2]，不确定性才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常态。人类普遍存在着减少不确定性从而使自身环境更易于预测的动力，这种包罗万象的预测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能力与所解决问题的难度之间的差距。人类在面对这些差距时创造了一些规则去限制这种条件下选择的灵活性，从而减少不确定性。而规则只是一个很模糊和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正式规则又涵盖了非正式的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规则就是人类构建的制度框架。具体来说，这些制度框架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界定人们建立和加总政治选择方式的政治结构；第二，确定正式经济激励的产权结构；第三，确定经济中非正式激励的涵盖行为规范和习俗的社会结构。它们提供给人类的激励的强度既决定了规则实施的方式，也决定了规则实施的有效性，而激励的强度源自于人类的信念。这也说明仅仅从人类建立的制度框架去解释经济变迁是不够的。诺斯认为经济变迁还是以下两个因素的结果，即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人类知识的存量，特别是人类用于控制自然的知识存量。这两个因素与人类的信念体系和其他方面的支撑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样，信念、制度框架和其他方面组成了人类建立的结构，这些结构是理解人类行为和经济变迁的关键。可是，如果认为人类通过这样就可以成功的减少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走入了误区。诚然，不断积累的人类知识和不断提升的人口素质使人类在预测物理环境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是，面对非各态历经的人类社会，用以理解人类行为和经济变迁的人类建构在减少不确定性方面在同时发挥两个相反的作用——既有利于减少这些不确定性，同时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诺斯认为导致这种“悖论”发生的原因是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参与者的意向性。我们如果无法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人类行为和经济变迁及其绩效。那么关键参与者的意向性又是由何决定的呢？
这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诺斯批判了“完全理性”的假设，他认为在非各态历经的世界里，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是不完全的，进而提出了应该在了解人类的信念体系、文化和认知模式的基础上去解释关键参与者的意向性。人们的信念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这些选择建构了人类行为的变化。但是，信念并不是孤立的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到文化在其中的作用。诺斯认为，文化是由行为规范、价值观和思想的代际传递形成的，它既是一种“遗产”，也是过去对现在的一种“约束”，从而影响长期的变迁过程。而认知模式决定了参与者对现实（包括文化）、信念和制度框架的感知，从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但是，这些交互关系发挥作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即现实→感知→信念→制度→政策→改变了的现实，而且由于存在不完美的感知，对现实的正确理解和误解都是存在的，这决定了经济变迁是必然会发生路径依赖和不断试错的过程。
因此，诺斯认为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概言之，面对可感知的给各态历经的世界，参与者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在受文化传统以及认知模式的影响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现实感知和信念，而主导者的信念决定了制度框架，制度框架提供了经济激励和政策基础，从而不断促使经济的变迁。
诺斯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苏联的兴衰历史地演绎了以上的理论，前者几乎是重复作者之前的研究，而后者则讲述了一个“现实→感知→信念→制度→政策→改变了的现实”的故事。通过对二者的比对，诺斯认为差异在于制度的适应性效率。[3]伴随适应性效率的一个要求是政体和经济体能够在面临普遍的不确定性时为不断的试错创造条件，消除已无法解决新问题的制度性调整。因而，诺斯认为要想提高经济绩效，必须建立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制度。
诺斯的这本著作不仅为理解经济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还超越了作者之前关于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的研究范畴，而不是把分析止于制度，把制度当做一个“黑箱子”。他还分析了影响经济变迁和绩效的深层次机制以及与制度框架交互作用的文化因素、信念体系等被以往的经济学家忽略的因素。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是，作者运用了认知科学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分析经济变迁参与者的意识和意向性问题，拓展了以往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研究的范围。总之，这是一本能够带给读者启发而且可读性很强的书。
但是，读者必须了解，诺斯的分析主要停留在规范分析。这并不是说规范分析不值得信服，而是必须明白这些分析只是对经济史的一种解释。正如波普尔所说：它们是无法反驳的，因为它们是不可检验的。[4]此外，作者用一章（第八章）的篇幅论述“秩序和无序”及其与不确定性的联系，但是，个人觉得这一章和前后各章都联系较少，显得很孤立。
[1] 诺斯早期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论述有：与L.E.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以及专著《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和《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
[2] 诺斯在书中把“各态历经的经济”定义为“一种潜在的基本经济结构恒定不变，既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经济”。见中译本第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诺斯把“适应性效率”定义为：当问题演化时，社会不断修正和创造新制度所不断需要的条件。见中译本第15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 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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