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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章：四十岁会有场雪 这一代中年人的危机与解读
策划/本刊编辑部 统筹/王雪吟
人到中年，事业小有所成、人生小有所悟，上有高堂可膝前尽孝，下有儿女可传承血脉，正是精力和经验曲线双双走高的人生黄金期。
可中年人习惯说自己有危机，像但丁说的，“人生之旅的半途中，我突然误入秘密森林，迷了路”。每个人生阶段都会面临挑战，为什么视“中年”如“危机”？
危机不是按时到来的考核，而是一次心理体验。人到一定年纪，得到一些东西后，好奇、冲动不在，少了激情、宽容还不够，心里最怕见“高不成低不就”，偏偏就最像。
中年危机，或许只是硬币另一面。
“三五”规划同龄人
1965年到1975年出生的2亿人现在进入“中年期”了。
“有承担”和“做实事”是这一代的标签，这些现实主义者如何理解“中年”这种状态？
1965年到1975年，单年净人口增长超过2000万的年份有七年，期间有超过2亿的新生儿降生……如今他们大多事业有成，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他们还比较传统，愿意最大限度的为家庭付出；他们正值壮年，世界是他们的……
老陆从美国回来，浦东机场刚落地，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通知他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20周年同学聚会。在2010年的第一个月里，他从旧金山回上海，只有短短三天去公司，视察业务并安排直到春节前的各项计划；然后回北京，停留半个月，参加为期三天的同学聚会、见见老同事，还要处置两处房产和一辆汽车，都是六七年前在北京工作时买的；最后回河北老家，好多年没回家过年，去年给爸妈换的房子要装修，外甥夏天毕业找工作还要见见检察院的老同事，以前跟着他的两个人现在都是副处长了……。
老陆1966年出生，同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开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4年确定的“三五”一方面标志着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在被迫中断后重新走上轨道；另一方面其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转变：由“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变化，这一方针一直影响到下一个“四五”计划，甚至更远。这一时期出生的人，成长经历里都离不开“高速度、高积累”的影响。
按照当时《汇报提纲》的要求，“三五”计划期间各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了计划。其中，工农业总产值超额14.1%~16.2%完成了计划，农业总产值超额2.2%，工业总产值超额21.1%，新增主要产品能力：煤炭开采6806万吨，发电机组存量860.4万千瓦，石油开采2777万吨，炼钢652.7万吨，铁矿开采3590.1万吨……，新建铁路交付营运里程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191万吨……这还是在备战的前提之下完成的数据。
成长的印记……
老陆和大学同学已经很久没见了。1989年毕业后，这样规模的聚会只有两次，上一次是2000年。十年的时间，大家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脱离体制、下海或者出来自己干的人变多了”、“好几个同学的小孩都上高中了，还有一大堆要参加中考的”、“上次拉关系、找同学帮忙的多，这次谈健康、养生的多了，回忆过去的也多了……”。
60后老陆形容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代。他们很早就开始回忆了，这个特征其实是面对现实压力时，返回去在心灵深处寻找精神动力的一种“应激反应”。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在人生中留下了记忆深刻的一笔。
一个几乎与老陆同时代的人在BBS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是六十年代末期的人，上幼儿园的时候跳椅子操，歌中唱道：批林批孔战鼓响，英勇上战场……，我们还到街上去欢送最后一批知青，当时以为长大了就和大哥大姐们一样上山下乡，一二年级的时候，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好像天都要塌下来。1976年9月11日，好像是星期四的下午，我正在班主任家里念批邓的稿子，然后传来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接着9月18日全国的追悼大会，广播里一声默哀声，我站在学校的操场上，任凭倾盆大雨冲洗幼小的身躯。
老陆的青年时代是真正的“天之娇子”。80年代的高考入学率只有2%~15%，考上大学代表着真正进入精英领域。武汉大学原招生分配办公室主任黄鲁瑞教授说：“80年代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真正的‘精英教育’，那时适龄青年中，只有10%左右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在国家‘统招统分’的培养政策下，学生进了大学的校门，便可以享受公费教育，甚至工作也都由国家‘包办’”。
由于当时大学毕业生人数较少，国家建设迫切需要优先安排大学生充实到重要部门，因此高校毕业生分配主要集中在国企、国家事业单位或机关等工作岗位。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这也是为什么老陆会强调“脱离体制的同学越来越多了”，在他们的成长和教育背景中，坚守已经是性格的一部分了。2000年那次同学聚会后，老陆辞掉了地方检察院助理检察官的工作，回到北京跟几个朋友做文化公司，几年后，他又放弃初具规模的生意，移居上海，住在张爱玲住过的小楼旁。因为骨子里的他是个文人。从有梦想到放弃“铁饭碗”，再到追求梦想，对于老陆和他的同学们来说，放弃的绝不仅仅是一份体制内的工作。
有一种说法，评价各个时代人的特点，说60年代的人是“人类”，70年代的是“新人类”，80年代是“新新人类”；还有一个关于人生观的笑话，谈到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生大事的时候，60年代说：我必须结婚生子，然后给他最好的教育；70年代说：咱们结婚吧，但别指望我会马上要孩子；80年代说：天哪，为什么要结婚啊？这不是为了抬高或贬低任何一代人，只是说明共同的成长经历经过时间的沉淀后，会像胎记一样伴随一生，使人们区别于其他年龄段。
广州日报集团旗下《赢周刊》杂志的总编辑熊晓杰曾说过，60年代生人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坚人群。他们身上的气质充满吸引力，他们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最后守望者。因为从70年代生人开始，价值观开始转变而且多元化，相对而言，60年代生人的气质有着相当程度的趋同性。熊晓杰策划《生于60年代》系列丛书时，是想给同时代的人“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些相互慰藉”，他说他怀念那些影响和感染了他们的青春期的东西，在面对生活和工作挑战时，这些人之所以能比别人更有耐力和韧性，正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这种力量。
老陆多次表达过类似的情感，比如他习惯从书籍中获得知识和方法，而不是从朋友或者是家人那里；比如他努力赚钱，四处置产，回老家却要去住酒店或者朋友家，因为“亲戚家买不起房，不帮他们就要让父母承担了”。
这一群人从小学会了责任和承担，执着于信念，肩负着道义与效益，80年代上大学，90年代集体发光，现在把社会背在肩上。《生于60年代》的作者之一的王延礴说：“似乎是精英在塑造时代，其实他们只是比别人多努力了一点，他们真实地思考和言说，脚踏实地地行动，因此而显得出类拔萃” 。
他们推动了时代……
数据显示，“三五”、“四五”计划这一代人与美国的“婴儿潮”一代（1946~1964）时间相差不远，甚至有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的婴儿潮又叫"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18年间美国新增了7600万人。约占美国目前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群人已经成为当今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随着婴儿潮的成长，美国经济步入了令人眩目的成长期：20世纪60、70年代，婴儿潮一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20世纪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一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80、90年代，处于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一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加速了信息时代的来临。在这期间，“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指出，“婴儿潮出生的人虽然只占现美国人口的28％，但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占美国整体经济10兆美元的一半”。
IMF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390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44016亿美元，也有跟“美国婴儿潮”类似的基础：适龄劳动力的增加。1962年开始，中国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净人口负增长，开始步入人口积累阶段，并在1965年进入一个相对高的增长期：1965年到1975年十年间，单年净人口增长超过2000万的年份有七年。十年间，有超过2亿的新生儿降生，按照其中有1/10受过高等教育、2/10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计算，不难想象八十年代诗歌的流行、西学的流行，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沿海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上世纪就是年代末股票市场的上扬，民营企业的大规模增长……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刻的需求了。仍可以套用那句话，现年35到45岁的这2亿人，创造了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
乐评人孙孟晋说“在我们这，生于60年代的人并没有可能同步了解那时全球发生了什么，不了解世界到处插满了红旗而用的是相同的词汇，比说如‘反潮流’”。
有着大量采访经验的陈陈红云说过：尽管这代人与时代一起经历了巨变的沧桑，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心存感激。不少人回首往事，都觉得自己每一步都踩着了幸运。他们是遇着了正点的一批人。虽然也曾作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但回报是相当丰厚的，除了他们迥异于前代的人文熏陶，这也许是集体对社会报以热情和宽容的原因……，他们很多都是真正的行动家。不少人怀着远大抱负，对自己从怀疑到肯定，从试探到行动。导演张广天的一句话让人记忆犹新“中国的事情，先做起来再说”。
从2006年开始，美国经济步入衰落期，因为从1946年出生的人开始慢慢步入退休期：退休的美国人大量抛售股票、基金等高风险投资，抛售在城市中的房产搬到乡间居住……。但是小他们20岁的“三五”“四五”计划一代，还在继续续写着中式传奇。老陆说：我们现在是中年人了。中年的意思就是：不管个人意愿如何，你已经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某个家庭的栋梁了；别人有需要时，你就应该站出来，然后“DO SOMETHING”。
封面文章 吴丹：多做减法，四十应不惑！
文/罗燕红
太多四十的男人有种焦虑有种纠结。更多是面对诱惑的恐惧，因为已不象年少时心高气傲，如今的明天要比从前重了很多，因此，摆脱困惑需要：
可能是因为年轻时经历了常人以数倍的经历，焦虑了常人以数倍的焦虑和困惑了常人以数倍的困惑，吴丹说自己“如孔夫子所示，进入了不惑的状态”。
1969年出生的吴丹是嘉和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属于典型的草根出身、奋力向上的创业者。
年轻时多焦虑些好
吴丹师范学校毕业，早早步入社会。同龄人大学毕业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他已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兜兜转转、摸爬滚打了一圈，既有撞破头角时，也体会过小有所成的喜悦。
他当过老师，做过公务员，在政府机构精简改革的时候“被下了岗”。在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之后不多久，他“怀揣着梦想和欠款勇敢地下了海”。
开始，吴丹并没有自己的方向。他开过餐馆、做过酒店、搞过木材出口，开过广告公司。他从南到北，从国内到国外地闯荡过。在事情进展得不顺利的时候，他困惑和焦虑过，也曾愁得一夜头发变白。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想上岸，却不知道岸在哪里？
他心态极好，总能在最无望的时候嗅到好的时机，并能当机立断转换方向，从不在原地兜兜转转，自怨自艾。
1997年，28岁的他买了一张飞机票从厦门到了北京，开始从事钢结构设备、钢结构建筑行业。在这个“利润单薄到只有6%-7%”的行业，他拿下数家知名品牌的代理，并极力扩张市场占有率，最终完成到了资本原始积累。
如今他既做老本行，也涉及新的实业领域，如矿业开发、在二三线城市开发房地产，更把触角伸向了金融领域。吴丹身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商人特质，精明，城府深，善于审时度势。在国家出文要“加大对中小型、微型企业的贷款支持”时，他立即牵头成立了嘉和担保公司。
但他也认识到：“‘成功’是一个没有标准的境界，永远没有止境，永远有人比你更有成就。所以，想要困惑和焦虑少一些，不妨平和一些，对自己的期望低一些。只要做成自己想做的事、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状态，就可以认为是一种成功。未来谁也无法预测，自己未来可能有的机会和挫折更是无法预测。做好心理和大方向上的准备、做好当下，其他的皆可以留待时间和未来去解决。”
或许正是因为站上了这样的高度，同时拥有这样的心态，使得他人届中年而愈发不惑。
又或许跟人品一样，人生的焦虑和困惑是守恒的。年轻的时候多经历、多迷茫、多焦虑一些，——等到风景都看透，困惑、焦虑和迷茫就会少一些。
人到中年，多做减法
草根出生的吴丹跟走传统职场晋升之路的人不同，他的思维很开阔，表达很随意，他能在系LV腰带的同时配一双人字拖，然后泡一壶大红袍，点一根烟——不在乎旁人目光的随意。
尽管世人在说到“商人”的时候，总是带有某种“语气”。但是吴丹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商人”，一个“按照社会规则行事、履行国家公民责任”的商人。
他说的话跟他对自己的定位一样直白。“社会上各行各业，只有赚钱是最简单的行业”。“资本和商业的触角已经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即使碰到外星人，我也会和他做生意。”
吴丹眼下正同时在若干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领域里谋求发展，但是他却并不忙乱。他说在30岁的末尾几年，他开始寻求让生活简单的新招式。而在事业上，他采用的新招式就是不再事事亲力亲为，在大多数领域都聘请了职业经理人，把具体的事务都交由他们打理。正是善于给生活做减法，不停地筛选，舍弃，吴丹才得以轻装上阵，简装出行，才得以走得远、走得快。
“生活是需要不断地简单化的、不断取舍，人才可能越来越通透。”吴丹说。
作为一个在商场打拼多年的商人，吴丹呈现出的是40岁商人的样子，虽然随和，但是并不易接近，但是他说自己“坚持对纯真的缅怀和坚守”，虽然自己可能不易做到，但是他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喜欢那些纯真的人、纯真的事、纯真的物。
曾经的吴丹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到现在还有一手好文笔，只是已基本不再提笔。他说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他很难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还是当年初出茅庐、热情洋溢的那个小青年，他的心底、他的性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他依然最怀念自己还是“文学青年”的年纪。他依然最珍视友谊，最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吴丹对自己身上的硬伤看得很清楚，他坦言自己草根出身，多年来也只是专注在一件或几件事情上。对他而言，这是一种遗憾，但是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他认为这正是他青年坎坷、人到中年却基本不惑的原因，因为“人生是庞大而繁复的，但是只有几件事、几步路是紧要的”。
有人曾说“大学是间坏公司”，也许正是少了高等教育这件坏公司的“伤害”，他也少了许多如你我一样受过高等教育者的“蛋疼”的困惑。
四十不惑，四十也惑
社会的转型、骚动、时刻变化，给身处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都带来了无数的机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社会转型的潜在受益者。吴丹对社会有极好的适应能力，他从旧有的价值体系中出生，但它又极好地衔接上了新的价值观念。
吴丹认可自己是“受益者”。与此同时，吴丹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遭遇了社会转型给自己带来的机会丧失和伤害，但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吴丹仍然表现出对这样一个社会时代的感谢。没有人才的自由流动和双向选择机制，没有向市场飞速转型中涌现出的无数机会，没有社会提供的相对公平的回报机制，他可能仍然在小乡村当小学老师，又或者仍然在经营饭店，不可能做到像如今一样，每年营业收入几个乃至上十个亿。
吴丹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每个年代都会给相应的人群赋以历史的使命。而成为当下这个时代的中坚，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就是社会对我们这个年龄群的要求。
社会运转的模式日新月异，一个决定，今晚没有做，明天一大早这个机会就没有了。一个很好的行业，等你犹犹豫豫半天，最终决定进去的时候，行业布局早就完成了，你根本不可能在里面谋得任何机会。这些现实的状况都逼得人时刻保持高度紧张。吴丹说自己做很多事情都是赶鸭子上架，但正是得益于时刻提醒自己提高自我、保持敏感性，接受新思想，才得以最终做成这些事。
但是他仍在担忧政府的政策连贯性、社会对富人财富的理解，并期待户籍政策有进一步的改变。这些都是单个的个体无能为力的。
说到子女教育，吴丹说自己没有做过太多太详细的具体规划，一切顺乎孩子的发展和国家教育形势的发展。而国家教育的改革方向，出国留学、投资移民的必要性，这些都是他看不清楚、时时焦虑的问题。他说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切实夯实经济的基础，做好两手准备。
正是这些家庭的责任，人到中年的吴丹开始变得越来越稳健、沉着：“太过冒进、冒险的事，我已经不会做了，因为我有对家庭和年幼子女的责任”。
对于家人和孩子，他常觉愧疚，虽然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事业跟家庭没有办法做到完美平衡是他目前比较不安的事情。他也愧疚于没有更多时间匀给年幼的孩子。虽然她们都乖巧聪明，成绩优异。
除此之外，健康是吴丹目前最担忧的。他说非常明显地，今年身体的状况就明显不如去年，将军肚也明显比去年大多了。应酬太多、喝酒、熬夜，没有时间锻炼都是原因，“但是即使知道原因所在，我也无力自拔。”这或许是人在江湖的困惑。
为一步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接下来要做的是进一步放慢生活的脚步，更多地照顾自身健康和家人幸福，延长工作的年限。
四十岁男人，每天遇到新的诱惑也很多，有些诱惑尤其诱人，吴丹认为关键是甄别、并知道自己是谁，机会和诱惑有时呈现出的差别很小，但是接受诱惑却要付出巨大成本。
“人的一生无非做到年轻时让父母觉得有希望、到老了‘开始流口水、说胡话’的时候还受人尊重。而中年、也就是现在，我希望自己被家人朋友、合作伙伴和员工信任。”吴丹说。来源：华商网-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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