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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还在上本科的时候就觉得费老对乡土中国的观察和思考恐怕两个世纪以内很难有人在超越他了，他那《乡土中国》里的一个中国农村的变化却折射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变迁。听耶鲁陈志武的讲座看他的书才知道原来海外对《乡土》的关注一点不亚于大陆。 我大概有这么一个判断，今天中国的制度安排远不如解放前中国的乡土社会（当然有些经济很落后的地区在2000年以前和解放前后的状态差不多）。解放前后中国乡土社会的金融制度安排和诚信制度安排较之现在完善。
先说说解放前后的状况，那时候老百姓的钱很少存银行，于是便在一个村落组织内形成了相互拆借的松散非正式金融社会，这种拆借方式下交易成本很低，风险控制也比较容易，因为人们之间很熟悉，互相之间对还款能力是非常清楚的，这样使得相互间的借款并不需要像现在的借贷审查和层层审批，因此资金的效率很高，为取得借款的支出相对比较少，使得交易成本比较低。这种安排也使得还款较之现代金融便捷的多，风险也因此低的多。熟人社会文化催生了这种金融安排同样这种非正式金融安排也巩固和深化了熟人社会的文化。
这一时期伴随着熟人社会文化和非正式金融安排的是诚信产品的供给。因为彼此间非常熟悉，使得非诚信行为的机会成本非常高，人们很少去做撒谎的事或者说相互间出现非诚信行为，因为一两次的非诚信使得你在这个村落可能没有办法在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依旧是熟人社会和以村落组织为主的生存体系强化了诚信制度（大概这个时候人们很难走出村落，就像费老说的水波效应）。
简单的分析了解放前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情况。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的原有经济结构和生存体系随之被打破。这个时候的组织结构被扩大到了乡县甚至是市省到现在这个体系甚至是世界范围（比如六口之家三个人在海外留学工作，另三个则在中国不同的省份）。村落的金融安排也被摧毁，农信社和农业银行成为了农村金融的主力军，老百姓的余款主要存在这两个金融机构，老百姓的借款也主要来自于这两个机构，我们和解放前的情况作个对比，两大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和乡土社会基本还是两张皮状态，自然对百姓的资金能力信用状况的了解不如百姓之间那么透彻。存钱是变的相对容易，但这时候借钱却变的不容易，效率低下，一系列的审批使得交易成本骤然增加。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乡土自助金融体系被摧毁后老百姓的余款也只能存到两大金融机构而不能作为其他投资，这使得资金的利用率大打折扣。投资渠道的单一使得资本升值基本不可能。
乡土生存体系被摧毁后伴随而至的是这种机会成本非常高的诚信产品供给也变得稀缺了，乡土社会现代经济的出现和现代化的推进却没有提供诚信制度安排，由于撒谎的机会成本很小非诚信不但不损失相反非诚信还能带来好处，这种制度安排诱惑着人们去撒谎去做些不诚信的事。比如过去在一个村落你撒几次谎后很少再有村民和你打交道，也不愿意再在生活上给你提供便利，也不愿意和你进行简单交易，更不会给你借钱。而在那时离开了这个村落你基本没有办法生存。但我们看到当下即使你一辈子不诚信都可能生存下去，比如你逃一次火车票下次你换个车次依旧可以逃比如你在考试中做一次弊以后可以再次作弊，高考中你作弊了考研时你再作弊自然不会形成太大负面影响，网络交友中你可以一辈子一个又一个的换着骗网友，当代社会可能只有为数不多的情况下非诚信行为机会成本很高（阿里巴巴，银行按揭，熟人社会）。说到这里大家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韩国在美国人们很少冒险去实施非诚信行为，因为你冒一次险你在这个国度就没法生存了，这个情况和解放前我们的乡土社会的状况倒有些相像，虽然韩国美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国土范围广阔人口众多自然比我们以村落为组织的乡土社会复杂多了，自然是陌生人社会，但两种组织里大家之所以很少撒谎很少实施非诚信行为却都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看来凶狠看来约束了个人的行为，可这种制度安排却保证了组织内每个成员的幸福。我们发展现代经济搞现代化建设以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代替了生产力落后的经济发展方式，但我们没能提供与之相适应好的制度安排，目前的制度安排给予了人们巨大的自由给人们无线施展的空间，人们不再受约束，这样有一部分人通过非诚信行为得到了很多好处，但这种制度安排却在相当大程度没有保证更多人的幸福，事实上也剥夺了更多人的自由。难道我们连解放前都不如吗？在制度安排上确实我们不如解放前的乡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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