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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企业的创业史
在孟买的金融崩溃和英国阿弗伦特•加奈公司的危机之后，汇丰像凤凰一般，从旧银行和泡沫公司的废墟中升起。
1840年6月，英国为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以清ZF销毁英商鸦片为导火索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后，清ZF被迫签下《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银元2 100万两……
1860年，清ZF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战败，除割地赔款之外，是更多沿海、沿江城市被迫对外开放，西方对华贸易进入新的扩张期。外商所需融资金额日益增多，融资结构日趋复杂。香港的商业巨头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应付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在此背景下，1865年，汇丰银行应运而生，并在成功与失败的交织中，度过了最初的十年。
1 领先一步：汇丰银行诞生
多年以后，当苏石兰回忆起当年在香港创办汇丰银行的场景时，内心依然充满了自豪与骄傲。那是在1909年冬天的汇丰年宴上，苏石兰首次公开披露了这家银行45年前创办时的一些细节。
“1864年初，我碰巧搭乘大英轮船公司的‘马尼拉’号小轮，从香港驶往汕头、厦门和福州，它的速度无论如何是比不上现代轮船的，我估计它每小时只能航行八海里。船上陈列有好多本《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其中有一些关于银行业务的文章。我专心阅读它们，简直入了迷。我平生从未开过银行账户，只在买办那里有一个账户，而且是经常透支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机会合适，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根据苏格兰原则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
“这个主意在我心里酝酿了几个月，也许时间还更长一些，但决定的时刻终于来到。某天，由在中国较知名的伊斯特利（Eastleigh）船长驾驶的‘渥太华’号邮船到达香港。我照例上船和船长洽谈业务，他在谈完后邀我到船长室去听取一项极为重要的密讯。他告诉我，孟买的热心人最近开设了一家‘中国皇家银行’，他们自己占有2/3或3/4的股本，马上要派遣一位特使到中国来分配余下的1/4或1/3的股本。
“我考虑后认为，既然我们在中国有许多建立在自愿合作基本原则上的繁荣兴旺的保险公司，我们也应当用同样原则努力创设一家我们自己的银行。于是，当天晚上，我写出了现在还存放在汇丰银行档案内的那份计划书。资本只有五百万港元，以今天汇丰银行的地位来看，这是一笔很不像样的数目。次日，我把这个计划书拿到我的朋友波拉德（Pollard）先生那里，他那时是香港最优秀的律师。我对他说：‘这笔生意你可以做。’他看了一下，马上看到有一万港元的手续费可得，就拿了这份计划书走遍了香港所有大商行。除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以外，那时在中国的每个有名商行都把它们的名字写了下来，成为这家五百万港元资本的银行的临时委员会成员。计划书就用临时委员会名义发出去。不到一星期，我们想要在香港分配的全部资本都募足了，而且大大地超额。两三星期后，‘中国皇家银行’所派的特使来到了，我回忆他的名字是诺尔•波特（Noel Porter）先生，他要筹集的股本连一股都没人要，也找不到一个可能担任董事的人。不用说，在极短时间内，孟买的‘中国皇家银行’就关门大吉了，只落得一个即使不是可耻、至少也是个不幸的下场。这就是我们这个伟大企业的创业史。”
在孟买的银行家到来之前，苏石兰已经抢先一步，一份按照苏格兰银行标准行事的计划书出台，随之第一家以香港及中国内地为中心的香港本土银行诞生。
其实，汇丰银行的诞生，是中国政治及世界经济发生深刻变化而催生的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ZF战败，割地赔款，与第一次非但没有区别，结果更为严重。清ZF依旧腐败无能，西方列强则是肆无忌惮。就直接的商贸而言，第一次鸦片战争除了割让香港岛之外，广州、福州、厦门、上海、宁波五口岸开放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则除了割让九龙之外，进一步开放牛庄（今营口）、天津等7个沿海城市，以及镇江、南京等4个长江沿岸城市。沿海与沿长江流域大片腹地被迫开放，更多扇中国大门被打开，为外商展现了更为广阔的贸易前景。
此时的香港和上海，并不是没有银行在本地存在。像丽如银行、有利银行、渣打银行（又称麦加利银行）等均已先后在香港和上海等地开展业务。然而，这些银行总部不是设在伦敦就是设在印度，经营重心并不在香港和中国内地
香港作为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华贸易的基地，当时洋行所办理的银行业务，以及几家总行设在伦敦或印度的银行，已无法满足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在这里经营的洋行大班们迫切感到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便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应付急剧膨胀的对华贸易。
1861年，充当商界团体喉舌的香港总商会宣告成立，香港的商业更加兴旺。两年后，为适应海运和转口贸易发展的需要，湾仔建成了香港第一座可供汽船停泊的现代化码头。同年7月1日，一批航商又组建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大英轮船公司监事苏石兰担任公司主席。与此同时，被后人称为“香港通货之父”的香港总督罗便臣（1859~1865年在任）把促进金融业发展，作为其任内的施政重心。虽然香港已经有多家总行设在伦敦和孟买的银行进驻，但如果有一家本地银行，则不仅可适应急剧扩大的贸易发展需要，而且可以照顾到香港殖民ZF关于港口码头、公用事业建设的需求，为香港殖民ZF出力。
而此时的上海，已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以上海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贸易融资，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需要。
汇丰发起人在写给英国殖民大臣的信中称：汇丰银行的成立，在于“满足一项绝对需要，这是由于（总行设在英国或印度的殖民地银行）在中国设立的分行不能应付本地贸易的各种需要，包括香港和中国内地、日本通商口岸之间的生意，现在带有极为广泛的性质，需要运用更特殊的方式，而不是任何银行代理处所能应付的”。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汇丰银行应运而生。
1864年8月6日，汇丰银行召开由多家洋行参加的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苏石兰的提议，临时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宝顺洋行（又称“颠地洋行”）担任。也就是在这次会后，汇丰发出了银行计划书。1865年初，汇丰完成筹备工作。3月3日，汇丰银行正式开业，总部设在港岛皇后大道中1号租借的获多利大厦。140多年来，大楼几经重建，但地址未曾改变。一个月后，上海分行租借位于外滩的中央饭店（后改名汇中饭店，旧址位于今和平饭店南楼处）底层正式开门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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