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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期国内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在后危机时代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必要性，找出了关键问题所在并表达了推进相关改革的决心。但是，瑞银集团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汪涛告诉记者，对全球经济形势的担忧依然存在且改革的推进有一定困难意味着，这种转变的进程会比较缓慢。
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首先，一些短期刺激消费的措施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起到了一定作用，且基本上已延长至明年。不仅如此，今年养老金再度上调，最低工资也有所调整。不过，汪涛认为这些措施的宏观影响相对较小且正在减弱。其次，医保及养老改革正在按去年的方案推进，修建学校及诊所的支出正在增加，且政府已把对农村医疗保险的贡献提高了一倍，同时还扩大了农村养老试点范围。汪涛预计这或将导致今明两年养老和医疗支出规模每年各增加GDP的0.5%。不过，要看到社保体系改善导致居民改变消费行为可能尚待时日。第三，政府正在通过投资建设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并给予这些地区类似部分沿海地区此前所获优惠政策来推动其加快增长。政府还积极推动另一项主要结构性调整，即帮助国内工业通过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虽然这些政策是维持增长所必要的，但汪涛认为这些政策的初步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投资而非消费上。第四，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了鼓励民间部门发展及进一步开放服务业的政策指导，并在7月底要求各部委研究出台具体措施。汪涛表示，这些政策的潜在影响可能很深远，有助于刺激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是消费持续增长的关键，但需要看到具体措施出台才能评估其影响。
谈到在转变增长方式进程中进展比较缓慢的方面时，汪涛列出了工业电价等要素价格的调整、国有企业向财政上缴分红的试点推广、培育可持续的城镇就业增长等。
未来经济面临三大挑战
野村亚洲（日本除外）首席经济学家苏博文则强调了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挑战，称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或许会导致经济遭遇重大挫折。这三大挑战包括：第一，投资占GDP比重过高。苏博文说，对于多数经济体而言，投资通常是GDP构成中波动性最大的部分，很多原因都可以导致投资骤降。投资过度或者投资质量低下会带来产能过剩、利润和财富缩水、不良贷款增长以及商业信心的下挫。政策失误和没有预见到的冲击也会导致投资骤降。“实际上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投资常常会出现负增长，10年中至少有一年是这样。”他说。
第二，“刘易斯拐点”迫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发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过剩劳动力供给就会开始减少，从而让产业工人有更大的谈判权来要求增大工资的上调幅度。而工资上涨有利于消费，但可能会挤压利润空间、降低出口竞争力。而且，如果工资上涨转嫁给消费者，还会引发通胀。历史经验表明，当1965年第二产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人数超过第一产业时，日本的实际工资才开始大幅上扬。同样的现象发生在1987年的韩国。“在中国，目前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仍然超过其他产业。但根据目前趋势来推断，到2015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将超过第一产业。不过鉴于中国迅速步入老龄化，‘刘易斯拐点’可能会出现得更早。”苏博文表示。
第三，除非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否则中国未来5至10年潜在产出可能放缓。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1995年至2009年期间中国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平均为9.6%，其中来自资本积累的贡献率高达5.8个百分点。但由于人口老化导致就业停止增长，且资本深化带来的贡献率开始企稳，世行预测2010年至201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放缓至8.4%，2016年至2020年进一步放缓至7.0%。世行的这一预测强调了中国需要更有效利用劳动力和资本（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急迫性。为实现这一点，苏博文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市场的力量。他建议采取以下具体举措：减少对土地、能源和水资源的价格补贴；提高汇率灵活性，让货币政策以信贷价格而不是信贷数量为目标；要求上市国有企业支付更多红利；消除进入国有企业垄断行业的准入壁垒；加快民营化进程。
城镇化推动未来经济增长
根据野村的预测，直至2012年中国经济都会继续快速增长，增速约为10%，CPI增速保持在3%至4%。其理由是中国仍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虽然日前公布的日本二季度GDP数据证实中国经济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人均GDP（3910美元）远低于日本的40927美元，只相当于日本1974年的水平。野村经济学家孙驰据此认为，中国较低的人均GDP意味着其仍处在快速发展的增长阶段，在基础设施和私营产业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内陆地区。由于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对耐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也意味着中国正处于消费热潮的初期阶段。汪涛预计，未来中国的实际消费增长可达每年8%至10%，与实际收入的增速一致或略高。
孙驰表示，城镇化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在未来20年，我们估计约有3亿人口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镇。这一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他说，收入差距推动了城镇化。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也将增长，制造业扩张将更具持续性，或将创造对城镇房产的巨大需求。他还预计，未来世界其他地区将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总需求的影响，或者因为中国经济遭遇挫折而导致全球需求不足。
作者：袁蓉君 来源：《金融时报》2010年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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