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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之谜
与之对比，西方国家的货币在中国长期都表现为“硬通货”，这使人们将西方的货币制度视为先进，以此为标准，来发现中国货币制度的落后之处，作为“与国际接轨”的指南。那西方货币制度的实质何在？我们到底可从中学到什么？
韩毓海研究明清史，他认同黄仁宇的研究思路：“必须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韩毓海将之归结为：“治史者最难得的是有三重视野：下看基层组织、上看财政金融、外看世界大势。”从这个视角，韩毓海注意到：
“自1500年以降，欧洲有200个国家，彼此战乱不休，500年来一直在打仗，因此战争和战争融资是500年来欧洲政治经济的头等大事，从而近代欧洲几乎是很必然地发展出国债制度：一方面是国家要为战争融资，就必须向商人借钱，从而使得商人支配了国家和战争，并形成军商合一的体制；另一方面，它使得‘负债经营’成为欧洲近代国家和企业之通例，这就促成了信用制度的发达和扩大。”
由此，韩毓海认为，主流学界用“资本主义”的胜利来解释欧美霸权的形成，“起码是没有抓住历史要害，而且也不尽符合历史的事实”。历史事实是：“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以上见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韩毓海强调：导致西方“文明”横扫全球的是“银行家、战争和国家密切结合的军商合一、军政合一、资本与国家合一的体制”。显然，从这个视角，我们才能理解从16世纪至今迁延不断的战争；才能理解自鸦片战争始，西方“文明”强加给中华民族一次次战争的后果：将中华民族按在全球产业链的底层，迫使中华民族为西方的“文明”输血，以保障他们的货币体系成为“硬通货”；这才是“硬通货”之所以“硬”的缘由。西方世界军事、金融“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建立起非对称贸易关系，从非西方世界汲取巨额财富，才能让它们滥发的纸币长期赖在“硬通货”位置上。
而我们的“货币银行学”教科书将货币问题视为“孤立体”，不是将其放在“文明冲突”（亨廷顿语）的框架内考察，而陷于对具体的币种、币制、金融机构进行分类对比，由此得出“先进”、“落后”的判断。对类似的研究思路，黄仁宇不无讥讽地评价道：
“我们纵使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转引自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由这等“研究”得出的政策选择，必然是“新自由主义”，它必然包括：“货币可自由兑换”、“完备的国际化的货币市场工具和资本市场工具”、“发达的金融市场”、“金融创新能力”之类。
西方的货币金融体系之所以有这些特征，是因为它背后是一个“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它们的航空母舰可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实施军事威胁，乃至军事打击和武装占领。如果没有这样的联合体，一个常年财政、外贸双赤字的国家，居然可以成为全球金融系统的核心，实在不可思议。考诸中国历史，任何一个政府，只要它长期陷于财政赤字，必然靠滥发钞票维持，必然导致钞票贬值和政府信用破产，其结果一定是社会动乱，政府垮台。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制也就维持了26年（1945～1971年），与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纸币稳定的时间段大体相当，此后，美元被迫与黄金脱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而今金价已超过1200美元。美元成了随意滥发、几无信用可言的纸片。1970年开始，美国的财政就开始了长期的赤字。然而这几十年间，美国依然稳坐世界金融体系的核心，可以将经济危机的损失转嫁给他人，还可以跑到别人家门口张牙舞爪，舞枪弄棒，甚至大打出手，除了“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可有别的解释？
主流经济学界对此视而不见，却将人家贩卖的“新自由主义”当做中国金融改革的方略，岂非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从“文明”的视角看货币
从“文明”的框架观察，中国要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就要先从“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学起。首先要学的是政府打仗扩张，金融资本家贷款支撑，政府以战利品回馈金融资本家的循环模式。
西方的胜利者是在数百年的血雨腥风中淘汰出来的，在这个期间，他们实施的并非“新自由主义”，而是炮舰政策。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海盗们完成了“打江山”的任务，为“坐江山”而编造出来的理论，他们也明白陆贾对刘邦的指点：“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所以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后，就奉行自由贸易的政策；而刚刚崛起的德国，却拒绝了亚当·斯密的理论而遵奉李斯特的教诲。
如果落实“研究无禁区”的标榜，抛开“政治正确性”的顾忌，学界应该讨论这条道路对21世纪的中国是否现实，如果现实，具体的方略如何。最有必要进行这种讨论的，是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界，因为这是实现“新自由主义”的必由之路。然而，笔者孤陋寡闻，未读到哪怕只言片语的这类分析。这使“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新自由主义”来自西方“文明”，对它的信念其实是鲁迅所谓的“他信力”。当它沦为海市蜃楼后，“他信力”就崩溃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鲁迅描绘的境地：“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
由“军事—金融—国家”联合体推向全球的当代的主流文明，现已显出无以为继的明显征兆：货币循环的阻滞造就了疯狂的金融投机，并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除了剜肉补疮之策，主流学界一筹莫展；这个世界一方面积累了巨大的生产力，一方面使数以十亿计的人口饥寒交迫；被视为救星的“创新”、“高科技”主要投向军事装备，说白了就是用来杀人，而人类生存的基础——生态环境却在无可遏制地衰败……这一切迫使我们从文明的可持续性角度思考问题。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人类实践过各种各样的文明。其中一些，如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古印度文明、马雅文明……都曾一度达到当时人类社会的高峰，然而，高峰之后就是衰落乃至崩溃，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往日的辉煌，有的甚至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持续数千年，且一再登上当时人类社会高峰的文明只有一个——中华文明。于是要思考文明的可持续性，中华文明是不可回避的对象。
对比当代主流文明与中华文明，可发现两者最鲜明的差别在价值取向上：
当代主流文明是个体主义：强调整体存在的意义仅在于为个体服务，于是为自私自利创造了堂而皇之的理论依据——“理性经济人”，所以“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天经地义。为了摆脱早期天主教的束缚，马科斯·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说教被奉为经典，韩毓海尖锐而确当地评价其“把做生意等于念经，把积累资本视为积累功德”。（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而中华文明是整体主义：宋代张载《正蒙·乾称篇·订顽》阐释了这样的价值观：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在张载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一个大家族，精英集团应是家长，家长的任务是维护整个家族的利益，无论“疲癃残疾，茕独鳏寡”都视若兄弟，所以需“尊高年”、“慈孤弱”。非但人类社会如此，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也本是一体，社会的价值标准须与大自然一致。
这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观浓缩在一句尽人皆知的格言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强调整体的持续健康是个体生存的基础。从这个视角观看，当今的主流文明正在掀动人类依赖生存的“巢”。
然而，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并不等价于真实的历史现实，一个社会越是清明、稳定，它的主流价值标准距整体主义的价值观距离越小，反之，则距离越大。在公认的乱世两晋、南北朝，个体主义远强于整体主义。在这样的社会中，重要的不是增加社会的总财富，而是争夺社会财富的索取权——货币。连最高统治者都孜孜不倦地敛私钱。晋武帝司马炎曾问谏官刘毅：“我与汉代诸帝相比，像谁？”刘毅答：“像桓、灵二帝。”桓、灵二帝是公认的昏君，司马炎委屈地说：“我武功盖世，你说我像桓、灵二帝，太过分了吧！”刘毅答：
“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晋书》刘毅传）
最高统治者贪钱如此，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都以敛钱为正务，整体主义的价值观一文不值。晋人鲁褒笔下的司空公子，道出了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时易事变，古今易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而子尚质，而子守实，无异于遗剑刻船，胶柱调瑟，贫不离于身，名誉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鲁褒《钱神论》，大意是而今变天了，价值标准翻了个个儿，这是有钱人的天下，你还食古不化，在那里追求质朴、实在，活该又穷又没名气。）
可见，社会主流价值标准与整体价值观的距离，可作为识别社会治乱程度的标志。
权势者敛钱，是将货币视为财富，然而敛钱却招致天下大乱，江山易手。打进北京城的李自成发现，崇祯“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转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虚伪的崇祯聚敛了这么多的钱财，舍不得用来救灾，只会作秀，一会儿“减膳”、一会儿“撤乐”，一会儿下《罪己诏》。
明末军队缺饷严重，武生李琎奏请“搜括臣宰助饷”（让高官们为朝廷捐助军费），大学士钱士升竟然要将其下狱，理由是“此议一倡，亡命无类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明季北略》卷十二）
李琎的建议自然未被采纳，精英集团靠理论创新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的私有产权。其结果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打进了首都，贪恋钱财的大明精英集团，几乎被刘宗敏、牛金星等造反派头目拷掠、屠戮一空。
这不能不让人思考货币与财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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