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你觉得中国历史上学术最自由的时期是那个??

个人觉得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现在的许多思想文化都形成于此时,三教九流,百家争鸣,我觉得这一时期很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而且和今天提倡的学术自由的思想很像,这一时期的所产生的文化在中国从爆发一直沉淀到现在(2000多年),现在我们国家非常需要像春秋战国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一种文化爆发,因为这是任何一种文明强大前的标志!!

最不自由的时期我到是知道是什么时候。那就是现在。

凡是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都是学术自由的时期。

就目前来看，先秦时期最自由！

呵呵，其实五代十国时期、清末民国时期也是个思想学术极端自由的时期，只是没有出现显著的学术成果而已，好象不是一个其它就可以涵盖的哦！

现在就一个不自由，古代所有的都不自由。

北洋时期

蔡元培主政北大时期。

我一直认为蔡元培才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

他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彪炳千秋。

沿京张铁路，去八达岭长城，经青龙桥，站台北侧便矗立着詹天佑铜像，旁边是孙中山题字碑，建于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此举有“民国国父”赞颂“中国铁路之父”的意思。其实，最有资格题写碑文的是三年前（1916年）死去的袁世凯，因为没有袁的大力举荐和支持，詹天佑便没机会“自行设计和建造”京张铁路。

1881年，被清廷强令中途辍学的94名“留美幼童”，回国后境遇很惨，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学非所用。有篇介绍“留美幼童”梁敦彦的文章这样写道：“梁敦彦和同学们归国后，以为在国外勤习八年，学到不少新知识，可以为国效力，谁知因他们未参加过科举考试，没有功名，处处遭官场白眼很难找事。梁敦彦几经周折，才在天津电报学堂找到一份工作，教授英文，待遇很差……后因父亡回家奔丧，返回时，再也找不到事做，非常狼狈。”

与之相比，詹天佑算幸运，被湮没七年之后，终有机会在铁路公司当上工程师，总算学以致用，但主事的都是洋人，他只能算打洋工。1901年，慈禧忽发奇想，希望能坐火车去西陵祭祀，于是清廷赶紧筹措修建这条只有37公里的“皇陵专线”，詹天佑终被启用，迅速修筑完毕。说来有趣，这才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但路旁没有任何人的铜像，甚至至今没人愿意提及这个“第一”。

也是在1901年，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被湮没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们这才有了用武之地。在袁世凯的提拔下，前面提到的梁敦彦当上京奉铁路总办，他的同学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北洋外交负责人，另一个同学蔡绍基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大学总办，这是“留美幼童”中出现的第一位大学校长。就在这期间，詹天佑被袁世凯大力保荐为京张铁路工程局总办兼总工程师，使之完成了“中国用自己的资金、建筑自己的铁路”的梦想。

2004年，钱钢、胡劲草著《留美幼童》一书，专辟一节，题“袁世凯重用留美幼童”，文中写道：“一时间，一批学习铁路、电报的‘留美幼童’都成为袁世凯的骨干力量”，真是“乌云里忽然露出了阳光”。

袁世凯为何重用“留美幼童”？因一时之需而临时起意，还是其重用人才的一贯做法？检索史料，原因是后者。先说育人。早在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便在济南创办了山东大学，是为中国最早的省立大学。而后从1901年任直隶总督，到1909年被罢官回籍，袁世凯领导直隶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一万多所，拥有教职工20多万人。

再说用人，有个进士叫梁士诒，被分配到直隶做候补官员，几年过去，仍没谋得个正式职位，郁郁不欢，终于鼓起勇气求见袁世凯。袁问：“有何特长啊？”梁答：“我楷书很好，会教书，能写诗。”袁说：“书奴伎俩罢了，你这种人，我属下多啦，就知道咬文嚼字，没出息。”梁士诒听罢，惭愧至极，求助于袁的仆人，望指点迷津。仆人告诉他，袁最看重的，是外交和经济人才。梁士诒卖掉衣物，遍购外交、经济书籍，认真苦读，揣摩领会，几个月后，再次求见。袁问：“还写诗呢？”梁答：“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我的知识，已然更新。”于是谈起外交和财政两门学问，滔滔不绝，纵横议论，很有新意。

袁世凯大为惊奇，马上聘请梁为财经顾问。众所周知，民国初年，梁士诒乃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后来还曾做过国务总理。时人论袁世凯爱才，决不任人唯亲，且全是务求实干之士，这才“使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詹天佑能受到袁世凯青睐，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并非偶然。

当年，铁路开工时，袁世凯派其幕僚郑元直将一座鸟鸣钟送给詹天佑，以示关怀。后又有《致詹天佑函》，写道：修筑京张铁路，乃大张我国人志气之举。除此之外袁世凯与清廷交涉筑路决策，多方告贷筹措资金，排除洋人阻碍干扰，千难万难，比筑路之难恐不在以下。2005年10月12日，詹天佑的一座新铜像在张家口火车南站揭幕。至此，京张铁路两端，“京”有铜像，“张”有铜像，詹天佑先生彪炳千秋。
对中国人来说，北洋时代是一段混乱而又模糊不清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大都被中国人所漫画化，脸谱化：孙中山“天下为公”、袁世凯窃国大盗、段祺瑞冯国璋无耻卖国、张勋妄图开历史倒车......这些都深深印在中国人的脑海之中，难怪“走”剧中袁世凯的形象引起如此大的争议。

北洋时代是乱世，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乱世是百姓的不幸，却是史家的幸运。其原因，大抵在于于乱世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更为激烈，英雄虎战，人性的种种善恶美丑表露无遗。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北洋时代，也应当是值得史家大书特书的时代，正如南北朝、五代一样。

尽管北洋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较南北朝、五代为大，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至今也没有一部完整、系统而又像样的北洋史，因此，北洋的种种人物，也只能以漫画的形象存在于中国人的记忆之中能不能改变中国人对北洋的印象？

说北洋，第一个自然是袁世凯。无论是当初国民党还是现在，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对其评价，都是四个字“窃国大盗”。国民党自然是有孙国父的原因在，大陆为何如此评价袁世凯，一时我还不得而知。

清末民间有“西山十戾”的说法，这十戾为：熊（多尔衮）、獾（洪承畴）、鹗（吴三桂）、狼（和珅）、驴（海兰察）、猪（年羹尧）、蟒（曾国藩）、猴（张之洞）、狐（西太后）、蛙（袁世凯）。 与一代天骄多尔衮、雍正朝第一名将年羹尧并列，足以见得袁世凯其人绝不仅仅是“窃国大盗”四个字可以盖棺定论。

十戾以动物状人，其形容多数是由于每个人像貌相近于某一种动物。如曾国藩害皮肤病，顺手一抓就掉下很多有颜色的皮，好像蟒皮一样。张之洞瘦小，形同猴子。袁世凯颈短、腿短、腰粗、走起路来是个外八字，每当天阴下雨时，他都爱张口嘘气，廿岁不到头发和眉毛都变白，这些在形象上都很像蛙。自然，在袁世凯生前无人敢提，死后既然身为窃国大盗，则一个蛙字也太抬举，被北方“革命党”改为了“蛤蟆”，还要在前面加上一个“癞”字，

北洋时代自袁世凯以小站练兵起家，创下了北洋的大家业始，——提到小站，今日天津小站地区有地名“南下洼”，这一“洼”是不是与袁世凯之“蛙”有关，不得而知。——到国民革命军北伐，东北易帜终，历时30余年，与这一时期的中国所有的内忧外患息息相关。

平心而论，北洋时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对外关系处理较为稳妥，对内政治比较开明的时代。经济上，自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始，收缴民间杂乱的货币，铸造银元，即今日所谓“袁大头”，稳定了市场。鼓励私营经济，促进了民族资本家的发展，创立了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会，这些都是为历史学家公认的经济成就。政治上，虽然现代意义的民主制度没有完善，加上有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久为人所诟病，但是，北洋人物多为世家子弟出身，为政到也算的上平和——花天酒地多少会磨损人的煞气，——北洋历史上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暴君”，有能无能，都还不失宽厚。为中国引进“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就产生于北洋时代，无怪乎今日大家袁伟时先生称北洋时代为“中国最民主的时代”。

乱世多有英雄，北洋也算的上“一时多少豪杰”。以学问而言，杨度与张其锽为一时翘楚，特别是杨度，出经入史，学贯中西，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与康有为、梁启超同一级别的人物。以人品而言，徐世昌字玉人，人称玉面狐狸，独创一个；豪气莫如徐树铮，出兵外蒙，镇压外蒙独立贵族，可惜过于刚烈，镇压过于严酷，引起了外蒙人民的反抗；张作霖面如书生，有“义气如山”的美誉；曹琨人称“儒将”，善画，精书法，且民族大义为先，与西洋人谈判常常拍案而起，刚烈不让后来的陈毅元帅，此外，还有外交名家顾维钧，北洋名士梁士诒......这些人物，生在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代，都是时代的精英，民族的较傲，可惜，生于近代衰弱混乱的中国，他们的名字，不是被忘却，就是被丑化了。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自然，北洋也不乏无耻之人，张宗昌的“三不知”故事人人皆知：不知有多少钱、多少兵、多少姨太太，张敬尧名曰“敬尧”，实则杀人如麻，这些民族败类，也是那个混乱时代的特殊产物。冯玉祥虽然今日为“民族英雄”，在当时民间的口碑也非常不好。

史家以等级划分北洋人物，第一人当然是袁世凯。第二级即所谓北洋三杰：龙——王士珍，虎——段祺瑞，狗——冯国璋。而徐世昌、梁士诒、黎元洪则介于袁和北洋三杰之间。曹锟、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冯玉祥只算是第三级。

北洋距今日中国，不过数十年而已，然而，其风流人物，已经被中国人淡忘殆尽，一部《走向共和》，才重新唤起中国人那段几乎忘却的回忆。

我选了其他,我相信会有自由的时代,但肯定不是现在!

现在就很自由啊，有资本家做后盾，依靠舆论平台，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出来叫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