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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不再向《经济学家茶座》投稿
左大培（2004年10月23日）
记得我好象是在2001年向《经济学家茶座》投过稿，发表在它的第4辑上。打那以后，我虽然写了不少东西，但是没有再向《经济学家茶座》投过稿。最近詹小洪先生又向我提起了投稿的事，盛情难却，只好再谋写作之道。不过想来想去，实在没有适合《经济学家茶座》读者口味的材料，于是就想，干脆说一说我为什么3年没有再向《经济学家茶座》投稿吧！
《经济学家茶座》是个很受读者欢迎的读物，连我也很喜欢抽空翻一翻。我之所以不积极向它投稿，倒是因为自信心不足，不知道自己能给读者们贡献点什么。我其实是个很不自信的人，因为不相信自己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而决心不搞政治，因为不相信自己有经营能力而不肯下海，又因为不相信自己能适应外国教授的要求而不愿出国留学，甚至没有勇气向外国的学术杂志投稿。2001年那次之所以向《经济学家茶座》投了稿，也实在是由于詹小洪先生的鼓励，想跟着别人在广大读者中赚点名气。
后来詹小洪先生很委婉地对我说，希望我今后写的文章能更通俗、更生动一些。以我的猜测，这说明我在《经济学家茶座》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反映并不好，至少引不起读者们的兴趣。这当然绝不意味着我对詹小洪先生有什么意见，我倒更希望他直接告诉我读者的反映。我从他委婉的希望中得到的是一个沮丧的结论：给《经济学家茶座》这样的读物写稿，我实在不是那块料；在通俗读物的读者圈子中，我的那种文风是不受欢迎的。于是我就打消了涉足通俗读物的念头，没有再给《经济学家茶座》投稿。
聪明人当然会开导我说：那你不会适应通俗读物读者的要求，改改自己的文风吗？这样的问题会马上把我“较真”的劲头挑起来，促使我给你讲一大顿为什么我不能如此的道理——直到讲得没人再愿听我讲下去为止。
据我揣测，想博得通俗读物广大读者的欢迎，不仅要学识渊博，见多识广，而且必须敢想敢说，大胆断言，想到哪说到哪。论断要简单明确，别顾虑靠得住靠不住。我觉得萧灼基、张五常等名人就是靠这样大胆断言的文风得到了广泛的喝彩。
但是本人是个天生的怀疑派，而且性喜较真，别人都认为是无可质疑的东西，我偏偏要怀疑它是否靠得住。小时因为这样不相信别人心目中的“定论”，常常被周围的人笑为呆头呆脑的傻瓜；更恼人的是，我还动辄由较真而发展到与人抬杠，竟敢说周围众人的“共识”不对，结果使自己多半处于没有朋友的孤立境地，甚至有时差点因为抬杠而找揍。现在想来，这大概也就是我在通俗读物上不受欢迎的原因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最近这些年流行一个极简单明确的推理，说人都是自私的，因此只有让企业的经营者成了企业的所有者才能把企业搞好。这个推理的前提是如此显而易见，推导又是如此直接，因此它几乎博得了所有人的赞同，连我在头些年也不敢直接反驳它。从20多年以前我就听许多头脑敏锐的人讲过它，最近几年张五常更因为到处宣讲这个教义而声望如日中天。直到前几天还有人给我打电话，用这样一个简单明确的道理来教训我这个冥顽不化的傻瓜。
但是我在大脑中一较真，就忍不住非要出来抬杠：即使说人都是自私的，企业经营者成了企业所有者也不见得能搞好企业，甚至可能把企业搞坏！
如果那些头脑敏锐的聪明人不动用暴力来封住我的口，我就会令人讨厌地争论下去：
——利己的人为什么要搞好企业，哪怕这个企业是他的？是因为这样他这个老板就可以多赚钱？那您先得说明，什么叫“搞好企业”？搞好企业应当使企业雇佣的员工多，而且人均净产值高，可是那就能保证老板多赚钱吗？难道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企业员工工资太高，以致企业人均净产值虽然高，老板却赚的钱少；而老板少雇些人，把员工的工资降下来，就能在人均净产值低时多赚钱吗？在那种情况下，可是搞坏了企业才对老板有好处，老板才赚钱多！
别先断定这不可能发生。我拿国家打比方：按你们的逻辑，因为人都是自私的，那就只有让国家归国家领导人所有才能搞好国家。中国几千年的皇朝不都是规定国家归最高的国家领导人——皇帝所有吗？当然有些皇帝真是相信把国家搞好了、让老百姓过好了才能使自己过得好。但是不也有许多皇帝横征暴敛，搞得民穷财尽吗？这些皇帝不也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赚钱赚得多吗？历史上不正是这些搞坏了国家的皇帝最能为自己赚钱吗？
——再说，利己的企业私有者又为什么要赚尽可能多的钱呢？赚钱意味着把自己交给一份极辛苦的事业，操心费力，占用时间。如果这个企业老板是个喜欢玩乐的人，那他的利己行为就应当是把精力花到玩乐上，而不是花到赚钱上。按正统经济学的说法，利己就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对于偏好“闲暇”和游玩的人来说，效用最大化时必定在玩乐上耗费大量时间。一个连给自己赚钱都不愿耗费精力的利己主义者，会愿意下力气搞好企业吗？
您说他先要赚钱才能玩乐？对不起，您把那么大一个企业给了他，他有那么多钱，玩一辈子也花不光，干吗还要再去挣钱而不享受？在中国历史上，终日嬉戏，不理朝政的皇帝还少吗？这样的“国家的所有者”会对治理国家作出什么贡献？中国人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上海公私合营的时候资本家们演过活报剧：第一代拨弄算盘经营企业，第二代就提着鸟笼游玩，这就是那“想玩不想赚钱的企业私有者”，结果是搞坏了企业，第三代拄着讨饭棍要饭。这样的事例还少吗？
——就算这个利己的企业所有者想尽量多赚钱，他也不是非把自己的企业搞好不可呀！他可能觉得搞企业不如干别的如倒卖股票赚钱多，或者自己经营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不够，于是只好把这个企业关闭了拉倒。那可就是搞坏而不是搞好企业了。
——您说，如果搞企业不如干别的赚钱多，那为了他自己赚钱就不应当搞企业，为什么非要搞好企业不可？这我可正要问您自己。本来我们讨论的是如何才能搞好企业：是您说，要搞好企业，就要让企业归其经营者所有。现在既然连您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搞好企业不可，那您干吗还非要让企业经营者成为其私人所有者呢？
——您问我，企业私人所有者自己经营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不够有什么害处，以致他非关闭企业不可？我只举一个例子：著名的张五常先生去年被美国的一个地方法院起诉并通辑，罪名是他偷逃企业税款，卖假古董。这样五常先生在美国的“企业”是肯定搞不下去的了。五常先生曾发表一个声明，强调他绝不会有意偷逃税款，出现漏交税款的情况只是因为不明白美国的税法。聪明如张五常先生者，都会因为一点知识的缺乏而使自己的企业全军覆没，知识或能力缺得多的人，怎么可能搞好一个企业！
——你说，如果企业私人所有者自己经营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不够，他可以雇一个有知识和能力的经理来替他经营企业？我正等着您说这句话哪！企业所有者雇的这个经理对企业有没有所有权？作为经理应当没有。可恰恰是按照您自己的观点，这个企业注定不可能搞好。您不是一开头就教导我说，人都是自私的，因此只有让企业的经营者成了企业的所有者才能把企业搞好吗？
讨论进行到这一步，与我对话的那位头脑敏锐的聪明人可能会恼怒地挥起拳头：无耻！你这是强词夺理！这样的常识你都敢怀疑，真比小学生的水平还低！——在最近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中，有些自命为“经济学家”的人就是这样在互联网上痛斥我的。不过我相信，他们还不至于动手揍我，因为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不会对我这个“无耻的人”动手动脚的。
只要我不因为这样的抬杠而挨揍，那就标志着社会已经有了极大的进步。我上边所使用的抬杠方法本没有什么稀奇，苏格拉底当年就是用这样的辩论术来说服他人信奉自己的哲学，“辩证法”一词正是由此而来。据柏拉图记载，苏格拉底通过这样的辩论来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号召精英们抛弃下等人的物质贪欲，实行精英之间的共产主义，共产公妻，把自己贡献给城邦的公共事业。不过，苏格拉底也为他的高级抬杠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才是一个真正敢于反对多数人的公众舆论的人。他的思想过份与众不同，为当时雅典的大众和舆论所不容，以致被公众的法庭判处自杀。由此观之，现代人包括我的经济学同行没有因为我与他们抬杠而处我以刑罚，那真是对言论自由的最大爱护。宽容万岁！
我最害怕的倒是，《经济学家茶座》的读者不等读到这最后几行就会逃得精光。所以，一旦此文发表，我会提心吊胆地等着听读者的反映。如果读者们再对我写的东西嗤之以鼻，那我就只好再不写通俗的读物，拜拜了您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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