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方面。由于贫困地区的“村级公共财政状况不佳”,村干部的工资水平相对比较低,部分乡村的村干部的工资都成问题,相应村干部的工资相对不足以支持家庭开支,一些村干部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务工,导致村党支部建设、村级组织建设、村务管理缺乏必要的财务支持,经济发展进度相对滞后。此外村领导的整体的受教育水平相对不足,对于现代新的知识经济、发展经济方面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管理的决策科学方面相对薄弱,在领导贫困村农民脱贫致富方面显得“力不从心”,“村级经济发展不力”的直接后果就是村“两委”组织建设相对滞后,直接影响到贫困村村两委的领导威信。
(二)、发展经济方面。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客观存在,经济输出能力仍然不强,集体经济造血能力偏弱,农民小富即安的思想仍然客观存在,经济资源整合经验不足,经济盈余积累不足,生产扩大化力度不够,导致农村发展速度仍然偏慢,总体贫困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主要表现在农村未来发展没有行之有效的发展规划,经济管理能力缺乏具体的指导和有效的管理,村两委干部的文化知识不高制约了生产扩大化和科学管理的实现,农村对于“资源整合”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村集体经济输出几乎没有、或者少量低端、低附加值、低竞争力商品、原料输出(没有将农民的劳动、智慧作为商品的附加值实现“高效益的市场变现”),相应的经济赢利不足,由于经济赢利能力不足导致村级公共财政维持艰难等现象普遍存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三)、人力资源方面。任何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知识的支撑,更离不开及其掌握这些知识的人才及其施展才华的激励机制。如果将我们的贫困村作一个横向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贫困村的村两委成员的知识结构、知识广度、知识深度都有待提高,其中对于系统的经济管理常识尤为薄弱。一般贫困村的优秀人才不会回到贫困村,一般人才在外面打工,村两委管理群体的知识综合水平、受教育程度一般偏低,村级经济发展必需的“人力资源最优配置”无法实现,而且恰恰是这种非最优的知识结构、群体人力资源水平在支撑贫困村的整体运行,相应的运行效率可想而知。
(四)、管理控制体系方面。从《世界经济史》视角观察:古今中外任何经济实体的崛起必定存在一个完善的“管理控制体系”。纵观我们的贫困农村,其中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其村“综合管理控制体系”建设滞后。村两委对于“村级公共财政”、村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的应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不对称及其上述四者的内部制衡关系认识模糊。发展农村经济实际就是《管理控制系统》的应用领域,仅仅《发展经济学》就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财政、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区域贸易平衡等等领域,任何一个疏忽都由可能产生贫困的“雪崩效应”。而现实生活中的贫困农村可能存在相当数量的“疏忽”,其中有经济的、管理类的,还有资源整合能力、信息不对称的等等深层次问题。
(五)、经济固定成本综合控制方面。如果我们试图在农村构建一条产业链,或者在农村构建一个“产业簇群”,那么我们一定会考虑地域经济特征对于单位商品成本及未来消费能力的影响,例如偏远的山村运输成本太高,西部地区无路可通、偏远农村无法构成一个规模经济必需的消费群体,导致投资收益回报率下降,在上海周边地区办企业的优势就是具有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诸如此类,其隐含在区域经济背后的因素是单位商品的生产成本导致的商品竞争力、及其消费市场规模。现在的贫困农村的一个问题是潜在的消费欲望十分巨大,但是现实贫困农民的购买力十分低,农村消费市场始终是最低端的消费品市场。贫困农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没有消费没有盈余,没有盈余没有投资;投资不足又导致消费需求始终低迷,出口几乎没有。这两年贫困农村的外出打工人员增多,究其原因是区域经济财富沉淀不足,而生活成本相对过高。同时人口越少,规模经济的供给成本越高,投资的可能性越小,投资、消费促进发展的能力越弱,经济腾飞的门槛越高。人口的老龄化加剧带给西方社会的一个必然结果是高税收、经济低增长。如果贫困外出打工人员比例过大,同时务工汇入贫困农村的资金不足(区域经济贸易逆差),那么我们贫困农村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是区域经济“人均造血能力”下降,贫困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