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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季氏第十六 按照《论语》编者的思路，既然《卫灵公》篇多讲君臣为邦之道，那么《季氏》一篇，本意首重于大夫之家政，特别是为家臣之道。 所以本篇以“季氏伐颛臾”开篇，借孔子之说，讲述了一番为人家臣的道理，主张“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但《论语》作为语录体，不可能分得这样的清晰。所以接下来孔子谈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继而谈到了“政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所以《季氏》一章本意是论及大夫的家政，而《卫灵公》则是论国政。 在本篇里，《论语》主要是从“祸在萧墙之内”的道理展开，比方说家臣、朋友、人妻等。究其原因，无非是两点，要么是失职，要么是越位。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要做到“到位不越位，尽职不擅权。” 16.1【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季氏将要攻打（附庸国）颛臾(zhuān yú)。冉有、子路两人拜见孔子，说道：“季氏将对颛臾使用武力。”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颛臾的祖先，先王曾经任命他(主管祭祀蒙山)为东蒙的国主，而且它处在我们鲁国的疆域之中。这正是国家的臣属，为什么要攻打它呢？”冉有说：“夫子（指季氏，下同）打算这么做，我们两个家臣都不想这样。”孔子说：“冉求！贤人周任（古之良吏）有句话说：‘能施展其才能则就其职位，做不到这样就应该去职。’危险了不去扶持，跌倒了不去搀扶，那何必要需要别人辅助呢？况且你的话错了，凶恶的猛兽从笼子里出来为患，贵重的东西毁坏在匣子里，这是什么人的过错呢？” 冉有说：“颛臾，城郭坚固，而且离季孙的封地费县很近，现在不把它占领，日后一定会给季氏子孙留下祸害。”孔子说：“冉求！君子厌恶那种不说自己愿意去做，而为之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的行径。我孔丘听说过：有封国的诸侯或者有封地的大夫，不用担心势单力薄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国家贫困而担心人心不安。若是分配公平则能解决国家贫困；和好共处则能解决势单力薄；人心思定则防止倾覆之患。正如同这样，所以，远方的人不来归服，便发扬文德来招顺他们；既然他们已经来了，就得他们得到安抚。如今仲由和冉求两人辅佐季孙，远方的人不归服，却不能安抚，国家支离破碎，却不能保全，反而想在国境以内使用武力。我恐怕季孙的忧愁不在颛臾，却在宫墙里面。” “季氏将伐颛臾”并未见于史，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季氏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一章里，耳熟能详的名词是比较多的，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既来之，则安之”。由此而来的成语也有“分崩离析”、“祸起萧墙” 所谓“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孔子引述的语言。而“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则孔子自身的解读。 孔子认为“均无贫”是“无寡”的前提，但是只有“和”才能真正做到“无寡”，而“和无寡”是“无倾”的前提，但是只有“安”才能真正做“无倾”。但是往往有一些观点从“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出发，认为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说法不对，于是据此认为古本有误的，断定原文应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其实并不然。孔子对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有自己独到见解。所谓“有国有家者”均是指居上位者，这里的“寡”、“贫”均是指其自身而言，而“不均”、“不安”均是指社会而言。孔子对老百姓主张“庶之”、“富之”、“教之”。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首先针对统治者自身而言，是说统治者不用担心人口太少，财用不足，以至于自己势单力薄，而是要担心社会财富没有公平的分配。因为公平的社会分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百姓、国家，以及自身的贫困问题。诚如：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里的公平分配不光是指一般意义上公平分配，更不是平均主义思想，而是指国用与民用之间等等，还包括让利于民、抑富助贫等等一系列经济调节措施，并非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如果有人认为孔子维护周礼的等级制度，同时又认为孔子有强烈的平均主义思想，这个是说不通的。 同时孔子在另一方面认为“均无贫”本不认为必然“均无寡”，而是强调“和无寡”，在孔子看来，在“均”的基础上，做到“和”才能真正解决国家弱小、力量单薄的问题，如兵力不足，财力不足，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这并不是国家人口不足，社会财富不足造成，而是人人之间，上下之间离心离德，各自为政所造成的。只有做到“和”，那怕是国家穷困一点，人口稀少一点，但是因为能上下同心，众志成城、同舟共济。那么必然就会“人心思定”。 如果人心安定，正所谓“安无倾”，所以居上位者不用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倾覆，而是要担心不能让整个国家上下人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这样也不用担心像“颛臾”这样的小国日后作乱为祸子孙的问题。既然“颛臾”这样的小国已经是鲁国的附庸，且没有作乱和反叛，那么就必须“既来之，则安之”，更没有攻打它的理由。正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其它没有归附的远人，更没有归附鲁国的理由，而其它已经归附的小国只怕更加离心离德，渐行渐远。 如果要按照孔子理解，实际上原文可扩展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己寡而患人不均，不患己贫而患人不和，不患已倾而患人不安。”孔子的逻辑是人均则己不贫，人和则己不寡，人安则己不倾。”孔子对于古文有自己的理解，同时也有自己的发挥。怪不得孔子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的确如此，对于像“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样的话，后人往往是耳熟却不能详。 在这一章里，我们看到孔子并没有对季氏直接加以批评，更没有对鲁君加以批评，反而是直接责备自己的两个弟子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正所谓“君子不党”，孔子对于自己的弟子过失也是从不袒护。他最后说“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分明也有指责冉有和子路相人不力，季孙之忧就在于这两位“萧墙之内”的家臣身上的意思。孔子说：“忠焉能无诲乎？”在这里，孔子引古之良吏周任之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实际上是要求两位弟子必须以去职相谏，而不能有丝毫态度暧昧。孔子是知道这一件事情的利害关系的，鲁国日益衰落，而小国依然朝鲁，恰恰是因为鲁国相对来说，更多的保持了周公的文德，周礼的精神，使得小国依然对鲁国有仰慕归附之心。如果季氏出于私利，无罪讨伐附庸之国，诚如其所言“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却不能反躬自身，反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则只会加速鲁国的分崩离析，使得近者攻，远者叛。那么这个政治恶果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孔子对弟子的责备相当强烈，甚至把罪过首先归咎到两位弟子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之晓以利害关系。当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鲁国也免于一劫，应该说孔子及弟子对于季氏的制约作用还是很明显的。鲁国三桓势力最终能够瓦解，孔门与其的长期斗争还是发挥了积极的抑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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