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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伟：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是第一要务。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经济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很遗憾，这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
粗略地说，科学是求真的，人文是求善的，艺术是求美的，经济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正努力争取自身的求真地位。何谓求真？作为医生，他会尽其职业技能，为病人诊治，如果产妇生产的是个女婴，那么他不会为讨得产妇一家的欢欣而把女婴说成是男婴；如果病人得的是难以治愈的重症，那么他也不应该轻描淡写地说这仅仅是一场风寒。但这绝不意味着，医生就没有重男轻女的偏见，或者他乐意见到病人身患重症的结果。
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也绝对是第一要务。做学术研究、给政策建议、写财经(相关:理财 证券)评论时，他必须本着经济学固有的逻辑以及实证数据，然后得出相关结论。没有逻辑和数据的观点对他来说是难以忍受和无法置评的。回顾过去5年，2001年底，国内外充斥着中国经济被严重高估、行将崩溃的质疑，我和赵晓、曙松等从中国的能源消耗、服务业的漏统等角度进行实证，得出了中国经济规模被低估的结论，一时舆论大哗，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向政府献媚的。2003年初，我撰写了一则短文，提出从GDP统计的支出法和部门法来估计，“非典”恐怕难以改变中国经济景气周期的强劲回升，它带来了各种令人难堪的侮辱，但却没有带来对GDP测算方法和数据的任何质疑和讨论。近日一则“粗略的房价骤降可能带来何等金融风险”的短文，再度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下，做研究和做评论，是否都需要小心翼翼地秉承理性呢？我依然固执地认为，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求真决定了经济学者不是喜鹊也不是乌鸦。稍通文墨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悲观和批评的文章总是能轻易地获得掌声。但是，研究人员不会因为老百姓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如果他沾染了这样的习气，那么同样有可能的是，这个研究人员会在官员面前屈从于权势说官员爱听的话语，在企业家面前屈从于财富说企业家爱听的话语，一个丧失了说实话本质的研究人员，就有可能堕落为一个忽而媚众、忽而趋炎附势的变色龙。考虑到权力和金钱往往对学者的诱惑力更大，因此放弃了求真精神的学人更容易和权贵合谋。
一个知识分子，从不应忘记他的社会责任，但是很少有一个行业像经济研究这个行业一样，因为说实话而引致公众普遍的误解。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学人坚持理性和实话，并不意味着他从内心喜欢其研究的结论，但却仍然会坚持结论。如同医生得出病人身患重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研究人员内心对非典、对贫富不均、对贪污腐败、对高房价、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判断，也并不意味着他喜欢这样的结论。第二，学人专业技能的局限性，运用逻辑和处理数据的不当，都会使得他深信不疑的结论有可能是错的，这种出错的可能性，看来比医生误诊的可能性更大。我这些年来的研究中也有这样的败笔，令我惭愧不已。哪怕是一篇短短的财经评论，如果对手不从发现逻辑漏洞和数据错误入手进行批评，那么学人就会固执己见地保持沉默。
学者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犯错，有什么方式惩罚他呢？这需要学术市场富有效率，如果一个学人常常说公众爱听的话，事实也证明他的媚众是错误的，但如果公众遗忘学人犯错的速度，比其追求新鲜刺激的观点更快，那么最终充斥市场的，就会都是媚众、媚官和媚钱的文人和文字，真实的声音将日见其稀甚至消亡。
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这需要看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一个经受了哪怕粗浅经济学训练的研究人员，求真本性都超越了一切。这给他带来了两个巨大的危险，一是他的言论往往不合时宜，而民众却期望他是民意代表那样的角色；二是他的结论过于坚持理性，这决定了他潜在地认为，大多数人信以为真的事情，他并不必然不认同。在一个浮躁的国度，“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仍是稀缺的座右铭，因此要坚持的，除了理性、理性，还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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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者 经济学 北京师范大学 房地产金融 经济研究 经济 学者 说话 钟伟

为什么会讨论经济学者是不是替百姓说话呢，若非得讨论此，那么那不是经济学者该说的吧。我觉得“求真是第一要务”挺正确，当一个经济学者能做到求真的时候，那么他的研究成果及建议就是有益于社会及百姓的。

经济学家的最根本责任：在谋求社会财富的最大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改进社会的分配方式，不断满足普通百姓的欲望，并以此为激励手段，进一步谋求多元社会目标管理的“帕雷托最优”。

什么是真？

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这需要看百姓的诉求是否在理”，请问“理”是指什么“理”，谁的“理”？

经济学家钟伟，你为何出尔反尔


作者：叶檀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某些经济学家成为市场难堪的裸泳者。这一地位不是谁强加的，而是他们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

　　钟伟先生正在成为这样的代表。原因很简单，钟伟发表一连串文章，从房地产市场到银行跨行收费，以其数据与逻辑，证明房地产不能崩盘，银行跨行收费有理。显而易见，这些结论与消费者感受不符，也有替垄断收费洗刷之嫌。在遭受了猛烈的网络板砖之后，钟伟先生终于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这是反问句，意思是，经济学者不一定要替百姓说话。

　　这个结论倒没什么错，经济学家理当替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说话，对自己的理论与论据负责。当然，每个说话的人总认为自己的理据是充分的，推导过程是有严密逻辑的。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一天砍下无数人头，他也确信自己是理性的，如此作为乃国家未来所必须。所以，一个人是否理性是否讲逻辑，不能由其本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利益相关者说了算。

　　钟伟文章数据多，但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即便是逻辑也并未自洽。

　　今年2月，钟伟写了一篇名为房产暴利是权钱合谋下对农民的掠夺”的文章，将房地产过程中的垄断与寻租之害批了个痛快淋漓，并且说，“开发商每年为我们提供二三百万套商品房，但对此不必心存感激”，“房地产暴利链条的中端拴满着密密麻麻的瓜分利益的蟑螂，这种瓜分规模每年至少三五千亿元级的水平；而在链条的两端，分别是购房者和被征地的农民”。如今，政府刚开始清除蟑螂的行动，钟伟突然一反自己说过的话，不仅指出“中国房地产极大增强了国民幸福感”，还开始疾呼房地产崩盘乃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

　　这到底是什么逻辑，钟伟先生能否自洽一下？从为小民鼓与呼，到为房地产商呐喊，数据与逻辑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才会让他全然忘却曾经的观点？

　　而在提供具体的数据时，钟伟先生也并不周到。在计算房地产崩盘整个社会所需要支付的代价时，只是做简单的加减法，并未考虑消费基础扩大所产生的收益，也并未考虑市场减少寻租之后公共财政与银行因此获益的可能性，更未通盘考虑在调控中所产生的风险下降因素，以及政府为减少风险而调整存贷差利率等相关政策。

　　在另一笔计算中，钟伟并未公开他的每笔交易跨行查询成本约1.2元是如何得出的，如果从银行或银联而来，如何保证数据的客观性？而市场中人所问，现在每张借记卡的年费一般是10元，这些overhead的折旧不应该单独核算，其成本纳入银行运营成本，由银行自行消化，而ATM机的折旧成本又如何分摊？同时，作为经济学家，显然也应该将国外银行的充分竞争与跨行交易不收费的案例考虑在内。

　　去年股改开始，钟伟先生分析的结论是“年底股市将变成一片废墟”；如今房地产调控政策乍下猛药，又得出“如果房价12个月内下跌30％，对政府而言，由此增加的负担相当于建行、中行改制上市的全部花费；对居民而言，大致相当于14％的家庭财产被蒸发、房地产崩盘”的耸人结论。

　　一个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市场时，无法回避政策与寻租的问题，在这方面，杨小凯的百年经济史研究提供了范本。

　　钟伟先生是北京安邦信息集团公司特约经济学家，而安邦是靠为客户提供咨询为生的，我们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钟伟的出尔反尔、顾此失彼是因为利益所系。但是，既然有人口口声声提出经济学家的职责，我们有必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学家的职责究竟是推进公平竞争还是相反？对于一个暴利行业，政府是否有必要纠偏？第二，如果钟伟先生认为在清除既得利益链条上的蟑螂时可能玉石俱焚，那么，如何才能不温不火、恰到好处？

经济学者不是一定要为老百姓说话，但是就一定要为有钱人代言吗？

看叶檀先生－－或女士吧，待考－－的文字的时候，我还不厌其烦的去把被这位先生斥之为“出尔反尔”的文章找出来看了，好在都是很短的文章，很快就看完，又可以饶几句舌了

叶檀先生的逻辑，大概是一件事物，要么十全十美，要么一无是处，这是不是有“偏执于一端”的嫌疑呢？不容否认，如今的大众对房价可谓怨声载道，对这些年房地产开发市场里的权钱交易，对政府行为在房价上涨过程中的推波助澜深恶痛绝，可暇不掩瑜，另一方面，中国大众的住房条件从没有目前这么好过恐怕也没多少人反对。对，房地产市场有很多问题，但由此否定这些年中国住房分配市场化后取得的成就，是为不公也

“还开始疾呼房地产崩盘乃中国经济不可承受之重”，难道还有人敢声称房地产市场崩盘对中国经济是件小事？“甚而至于”希望房地产市场崩盘？吓，委实可怕

“钟伟先生是北京安邦信息集团公司特约经济学家，而安邦是靠为客户提供咨询为生的，我们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钟伟的出尔反尔、顾此失彼是因为利益所系。”嘿嘿，看过几篇鲁迅文字的人，对类似这样的文字大概会感到似曾相识

刘杉：跨行查询成本几乎为零


时间：2006年06月27日08:01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刘杉】
　　银行卡跨行查询收费问题引起社会争议，而钟伟教授关于跨行查询成本为1．2元的说法更是遭到激烈批评。

　　那么银行卡跨行查询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无论是银联还是学者，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钟伟教授是这样计算的：平均一台柜员机一年的运营成本在5万－7万元之间。



目前我国境内跨行的86000台柜员机，一年的运营成本就达50亿元。按2005年跨行交易总次数22．1亿笔计算，每笔交易的平均成本约为2．26元，其中，跨行查询成本约1．2元。

　　钟伟教授的计算方法显然是非常错误的。我一直很欣赏钟教授的学术功底和才华，但这个计算漏洞太多，不像是深思熟虑后给出的答案。钟教授给出这样的计算结果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可能是银联给钟教授提供的答案，钟教授照本宣科；一个可能是钟教授接受采访时仓促给出的答案。

　　我没有银联提供的有关柜员机运营成本的准确数据，但我认为，计算柜员机的成本应该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柜员机单独运营的成本，一部分是柜员机跨行运营的成本。也就是说，假定柜员机没有联网时，其本身就要支付一定的运营成本，而其联网后，就要支付一部分网络成本和跨行交易清算成本。按照钟教授提供的柜员机运营成本50亿元计算，首先应该扣除柜员机在没有实行联网而由各银行单独运营的成本，然后再计算跨行交易成本，这样得出的平均成本显然不是2．26元。

　　按照常理，柜员机的运营成本应该主要是机具成本和银行管理成本，而网络管理成本则与交易量并没有正相关关系，这是由网络经济特点决定的。

　　先来计算银行联网前的成本。假定柜员机成本为30万元，分10年折旧，那么其分摊成本应该是每年3万元，也就是说，在钟教授给定的柜员机年运营成本里，设备固定成本就占了50％（取平均数6万元计算）。在其余的3万元成本里，还包括银行管理成本，究竟是多少，我无法计算，但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跨行交易成本应该低于3万元。如果仍以3万元计算，那么，跨行交易成本应该是50亿元的一半，为25亿元，以此除以22．1亿次，每次跨行交易成本为1．13元。显然，实际的跨行交易成本应该大大低于1．13元。

　　再来说跨行交易成本。

　　跨行成本包括什么，银联没有说明，粗略讲应该包括网络建设和运营成本、银行间交易的清算成本。

　　而对于跨行查询而言，其主要成本应该主要是网络建立时的软件设计成本，其在实际运营时，几乎没有成本。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可以认定，由于银行间交易量比较大，因而，银

　　行系统与通信部门的合同应该是一个相对固定的流量合同，相当于我们平常说的包月。也就是说，通信成本是固定的，无论银行间进行何种交易。

　　其次，通信成本的消耗主要用于存取款和转账等主要交易。这个道理很简单，建立跨行网络的目的是方便消费者跨行交易，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取款、转账等。这部分交易需要银行之间进行清算，故需要交易成本。而查询仅仅是附带功能，只是将各银行的数据库联通。跨行查询时，只需进入另一家银行的数据库即可，无需进行清算。通俗点讲，就是你在上新浪网时，已经支付网络成本，此时你再点击进入搜狐网，则不需要支付网络运营成本。这是典型的网络经济特点，即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由此可以看出，跨行查询的成本主要花费在网络软件设计支出上，而其运营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查询业务实际是搭取款业务的便车。即使将软件成本分摊到各年，相对于软件中的交易管理等程序而言，数据库查询，则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附加程序，又能有多少设计成本呢。

　　银行对跨行查询收费的种种理由，其实都是借口。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成本上，而是银行想一门心思多赚钱。

　　柜员机原来是银行的成本中心，其目的是通过柜员机的成本支出，帮助银行从其他方面赚取利润。但现在，银行要把柜员机当做利润中心来经营，要让柜员机直接生钱。所以，原本应该提供的服务，应该由银行支出的成本，都成为收费的借口。这就有如，银行突然有一天会说，我盖的营业大楼还没有收费，下次您进来一次交1元钱，因为它是有成本的。

这个题目有点象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文艺是否要为工农兵服务”的争论。 毛主席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结果当时很多所谓的艺术家非常不屑。 时至今天， 不屑的人就更多了。本人是刚过三十的人， 却极大的赞同毛主席的宏论。

社会为什么需要经济学家， 培养经济学家， 是希望通过他们的学识， 洞察经济学的规律， 指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 尽可能的是我们的经济运行平稳，从而使广大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为了这个目标， 经济学家首先要考虑百姓的利益。

我想之所以提出本命题， 其中之一的原因是很多的百姓目光比较短浅， 只关心他现在的生活是好还是坏， 从而决定对经济学家的评价。经济学家提出的见解短期有可能不是最优， 但长期是最优的。百姓看不到长期的远景， 造成了太多的混淆。一个例子就是，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 但是别忘了，马先生还是最众被肯定了。

然而， 现在的问题是， 在注重物质生活的今天，有几个人会怀揣为人民服务的想法呢？最简单的一个现象就是， 当我们评价自己和别人的时候， 用的最多的词是“混得怎样”。于是， 经济学家“混得怎样”也自然是大家评论得话题了。

什么叫混得怎样？无非就是升官发财。大家都在追求升官发财。于是， 经济学家为了升官，就去讨好官僚，为了发财，去讨好财团。于是，在房价高涨的时候，经济学家说，现在的房子不贵，离国际同等大都市差远了；明明物价飞涨，我们经济学家计算出来的CPI却一直平稳。

所以在失去了准则的今天， 替百姓说话变成了一个没有意义的争论；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替百姓说话。反过来，这些人又怎么可能是经济学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