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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说：“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 粮食是最重要的资源，其地位无可比拟。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王朝的更迭，往往与通货膨胀尤其粮价的上涨有关。有研究者曾感慨道，倘若产量巨大的土豆、红薯不是在明末清初才引进，而是更早时出现，中国的历史将被彻底改写。
因此，食品类价格上涨，民众倍感压力，**也紧张。于是，“国十六条”问世，意在去除粮价、菜价、肉价等的上涨之翼。
我们有必要知道，上涨之翼在哪里？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份粮价研究报告，认为：2009年，国际投机资金主要集中在能源、金属、油脂类商品中，在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2010年有可能借机转投前期涨幅较小、目前价位较低的粮食品种，粮食产品的金融属性有可能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推高粮价。
果如所料，粮价在2010年，显得势不可挡。
实际上，即使没有热钱涌入，国内的流动性问题也不可小觑。中国货币供应量的飞速增长（媒体报道称超发43万亿元），决定着，相关资金必然要寻找流向。食品类价格由此拉开上涨序幕。
问题在于，任何炒作都面临着各种风险。因此，在流动性充足的前提下，决定投机严重程度的其实在于风险的大小。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一直非常高。像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农场主的收入80%左右源于**补贴。不妨看一个具体的例子：2007年，中国猪肉价格飞涨，而同期德国的猪肉价格却远低于中国。原来，德国**给每头猪补贴大约30欧元（折合人民币312元）。仅这一条，德国猪肉价格就没有涨上去的理由。而国内的养殖户，养一头猪的税费加起来就达80元左右。
发达国家长期实行工业补贴农业的政策，而我国的农业却常常受到工业的挤压，最典型的当属农产品价格的低迷（国内粮价普遍低于国际粮价）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农民的利益受损。由于农业生产的利润太低，导致农民的积极性受挫，在一些地方，土地撂荒比例甚至在20%以上。
显然，这种现状降低了投机者的风险，是他们敢于炒作农产品的根本原因。倘若农民种粮、养殖得到更多政策扶持，获取更多收益，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产品这种随处可见，储存成本又高的东西，谁敢轻易去炒呢？
因此，控制物价，一方面要收缩货币供应量，从源头上减小流动性，另一方面，也要让农民得到更多的收益和鼓励。这才能真正消除粮价上涨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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