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的相关论述,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经济解释：无交易费用 不会有市场
广义上，交易费用是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的费用。这定义是我在一九六九年提出来的：没有人反对过，但引用的人不多。（一九九八年佛利民读到我重提这定义时，来信叫好。）……今天的香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收入应该是交易费用了。
虽然这两段话高斯与阿罗（K.Arrow）都认为重要，但发表后十九年，其影响近于零。我的意思是说，完全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 ]
第一节：什么是交易费用？
我本来打算在卷三分析制度的选择时才开门见山地分析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的，因为这项局限与制度的选择有最大的关连。我们介绍了利息与成本等理念，要转向分析市场供求的现象了。然而，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没有交易费用是不会存在的。在一九八二年我发表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Will China Go Capitalist？）那本小书里，有两段话是这样说的：
「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不同的产权结构或不同的经济制度，是不会对资源使用造成影响的。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私有产权固然会带来高斯所描述的情况：资源使用达到最高的价值。但在另一个极端──没有业主的公有产权──「局限下取利」的行为也会令资源使用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因为在原则上，生产和消费是不需要透过市场才能进行的；原则上，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完全没有市场和一个运作灵活的市场的效果，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假若一切广义上的交易费用确是零的话，就等于说消费者的意愿不需任何费用便能显现出来；拍卖人和监察者可以免费收集及传播一切生产及消费的讯息；工人及其他的生产要素完全遵照消费者的意旨生产。至于工人（消费者）的收入，则可由一个仲裁者免费地依照工人的边际生产力、资源的租值分配，及其他有效率的准则，加以决定。这样推理，没有市场价格也可以达到高斯提出的结局。」
虽然这两段话高斯与阿罗（K.Arrow）都认为重要，但发表后十九年，其影响近于零。我的意思是说，完全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市场；市场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这观点把传统的分析打上一个大问号。传统论市场，一般是或明或暗地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要是市场的运作失灵，传统就或明或暗地把交易费用加进去。但没有交易费用，怎会有市场呢？市场的存在是因为哪些交易费用而起的？市场运作失灵，有关的交易费用是些什么？这些不是浅问题，是后话，按下不表。
广义上，交易费用是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的费用。这定义是我在一九六九年提出来的：没有人反对过，但引用的人不多。（一九九八年佛利民读到我重提这定义时，来信叫好。）这定义很广泛，因为在一人世界中不可能有商人、律师、法庭、银行、公安、经纪、经理、公务员等。这些行业都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存在，而这些行业的收入都是交易费用。今天的香港，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国民收入应该是交易费用了。
一人世界没有交易费用，这些费用是在多人的社会才出现的。多人的社会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要决定竞争的胜负准则，制度就出现了。从广义的角度看，制度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产生的，所以交易费用应该称为制度费用（institutional costs）。这一点，高斯是同意的。但「交易费用」一词是高斯在一九三七年首先提出来的，其后在一九六○年的一篇后来变得家喻户晓的鸿文中，他旧词重提。落地生根，要改也改不了。
问题是，好些制度费用──交易费用──与明显或直接的交易扯不上关系。例如中国在文革期间，男女老幼天天拿《毛语录》背诵，付出的时间费用奇高，在一人世界是不会出现的，算是交易费用，但究竟是在作什么交易就不明显了。又例如，我家的大门装了锁，是防盗的，其费用在一人世界也不会存在，应该作为交易费用看，但交易也是不明显的。
无可置疑，广义的交易费用（制度费用）很庞大，若处理得恰当，经济理论的解释力会暴升。这是为什么我认为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在这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虽然精彩，但有时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有时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高不可攀，而有时关于交易费用的什么假设也没有。这种拖泥带水的做法，不仅把可取的理论自废武功，而若明显地把交易费用的存在或不存在说出来，大有名堂的理论可能变得互相矛盾，溃不成军。
例如，你说假设市场没有交易费用（说清楚了），我问：没有交易费用怎会有市场呢？你怎样答我？又例如，分析华若斯（L.Walras1834-1910）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学者，都假设交易费用是零（说清楚了），而又假设物品的数量是N，相对价格是N减一。我问：没有交易费用，物品的数量（N）是怎样决定的？你怎样答我？再例如，在卷一我说过，传统的垄断者订价分析是胡说八道。我的理由，是这订价有传统所说的浪费。我问：如果没有交易费用，垄断订价怎会有浪费的？你立刻改口，说有交易费用，所以有浪费，那我就问：是怎样的交易费用促成这浪费呢？
且让我们从鲁宾逊的一人世界说起吧。经济学课本说一人世界可能有无效率的情况。怎么可能呢？无效率在一人世界是不可能想像到的事。鲁宾逊不懂农植，大好的农地种不出产品来，是知识的局限所致，何无效率之有？鲁宾逊走路不小心，跌断了腿，不能工作，坐以待毙，但那是「不小心」的局限，何无效率之有？无知、愚蠢、迷信、飞来横祸等，都是局限。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假设下，我们怎样想也想不出一人世界会有无效率这回事。若想得出来，要不是指出的局限不够，就是逻辑有矛盾。
重要的是：交换不一定需要市场。
让我们复古吧。在中国旧礼教的社会中，农业为主，专业生产没有今天那样重要。一家之内，父亲或某长者决定成员的物品分配。专业生产是有的：农植的农植，织布的织布，家务的家务，产品由长者分配，是一种交换形式。然而，在这旧家庭内，分配的准则不单是按每个成员的边际产值，而是边际产值加上不同辈分的权利划分。要维护一个家庭的权利结构，礼教划定长子比次子有较大的权利，男重于女，老婆胜妾侍等等。过年过节，拜祖先分猪肉的排列礼节是辈分划分的通告。是好是坏，这样的家庭存在了几千年。一家之内有交换，但没有市场。家与家之间是有市场的，但对人民生活的决定性远不如今天那样重要。
离开了家庭内的专业生产而交换，也不一定需要市场。回顾三、四十年前的中国，其结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家庭。毛主席是一家之长，干部有等级权利划分，人民由中央或地区政府分派专业工作，其所获的分配由政府按等级权利及其他准则决定。原则上，这些准则可以与市场的准则（私有产权与边际产值）有同样的效率，甚或胜之。政府分派专业与分配产品也是一种交换，在原则上其效果可以与市场的相同。我说过了，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的话，有没有产权制度没有关系，有没有市场也没有关系。
问题是，真实世界是有交易费用的。市场的形成（或任何制度的形成）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我们于是要问：市场引导的交易费用与中央领导的交易费用有什么分别？哪方面是比较高或比较低呢？
天生下来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要有不同的权利划分。市场以私产划分权利，毛主席的中国以等级划分权利，二者的权利划分与保障的交易费用孰高孰低呢？这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我没有答案！私有产权的界定与保障，费用相当高，单看今天香港或美国等地的司法（包括律师）费用就非常可观了。四十年前的中国，法律的费用很低，但有较大的政治费用：权力斗争的费用，背诵《毛语录》的费用等。这些也非常可观，也是界定与保障权利的费用。
以下的几个结论是可靠的：
（一）市场的形成，是为了减低讯息费用。但因为人的自私与无知，这些费用永远不是零。「完善」的市场永远不存在，但因为交易（包括讯息）费用无可避免，是局限，「无效率」的概念不能自圆其说。市场是一种制度，跟其他制度一样，没有交易费用不会形成。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经济效率，但这只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局限条件不同，效率的排列不可以从「有」或「无」的角度看。
（二）私有产权与政府领导是合不起来的。私产一定要有自由转让权，这就是在产权的局限下有选择其使用的权利。不是因为没有私产所以要政府领导，而是政府要领导就要废除私产。但产权的界定与保障有不同的程度；政府的策划有不同的层次。那所谓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是常见的不伦不类的例子。
（三）中国旧家庭的没落可不是因为旧文化或旧礼教先有改变，而是因为工业的兴起促使专业与市场的扩大。中国老早就有私有产权，但在旧家庭中，产权主要是在长者之手，后辈的以礼教排列权利。农业为主的社会，以旧家庭为基础的市场主要是家与家之间。
工业兴起，专业增加，子女要离家工作，个别子女逐渐变为私产的拥有者。市场的范围扩大了。旧家庭变得不合时宜而遭淘汰，迫使我们的旧礼教成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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