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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美帝国主义战略家对中国发起的“经济学战争”
摘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美帝国主义战略家制定了一种把中国变成新型殖民地的战略，并通过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发动了“经济学战争”。这种“经济学战争”对中国学者、学生和**官员的洗脑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中国的“精英阶层”提出了所谓“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等著名的汉奸言论。
本文摘自《“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十周年：回顾与反思——访演化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贾根良》，全文约2万字，将发表于《海派经济学》（季刊)第33辑（2011年第1期）。
贾：……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也是导致我国发生通货膨胀的重要根源，由于引进的美元外资必须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这导致了货币的增发；出口企业赚取的美元也必须兑换成人民币，这同样导致了货币的增发。由于大量商品通过出口换取美元纸片的形式被输送了国外，引进的外资和出口积累的美元储备在国内无法使用，也没有增加国内商品供应，但人民币却大量地被增发，焉有不通货膨胀之理？这种通货膨胀的类型在经济学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我把它定义为“财富输出型通货膨胀”。
陆：但我国目前的这种经济困境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什么关系呢？
贾：就以我国目前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来说吧，它就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下形成的。我在今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出了我国以国际经济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为基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存在的致命弊端：由于模块化生产和美元霸权的支配性影响，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不仅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锁定于了“担水劈柴”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国受到了美元霸权的残酷掠夺，这是我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已经无法再像战后日本和韩国那样使全体国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重要根源。在已经发表的其他论文中，我也已经指出，以自由贸易、加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令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战略无意间竟然与美元霸权的战略意图相吻合，美好的初衷竟然使该战略成为一条中国通向贫困和依附型经济的道路，这岂不令人悲叹！[①]
陆：为什么出口导向型经济是美元霸权蓄意剥夺我国经济的战略安排呢？
贾：这要从布雷頓森林体系的崩溃谈起。你知道，布雷頓森林体系在1971年的崩溃并没有改变美元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而美国却可以不受限制地印刷美元，因此，美国**就蓄意地以国际收支赤字作为剥削其他国家特别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工具。美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原因就在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需要美元作为国际结算的工具，这只有在美国连年保持贸易逆差的情况下，才能把大量美元注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而美国如果出现贸易盈余，这将回笼美元并导致国际贸易的萎缩，因此，美国**发现，只有在保持其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条件下，美国才能够通过没有成本地印刷美元无偿地占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为了使这种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美国**不仅要大力地推动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而且还蓄意地诋毁内向型经济，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推荐为经济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按照美元霸权的逻辑，只有在其他国家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对美国贸易存在着持续贸易顺差的情况下，美国才能通过印刷美元纸币，不劳而获地坐享别国的劳动成果。
陆：据我所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战略构想及其理论去年被推荐为了2009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候选理论。
贾：是的。这说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是多么的根深蒂固！特别是党中央做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已有两年了，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基础，所以我就写了这篇论文，而在正式发表上同样遭遇到了困难，但程恩富主编却欣然同意发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
陆：您前面提到了经济学被美国作为国家战略工具所操纵的问题。过去我们很少认识到一种经济学思潮流行起来，在其背后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国家利益的问题。
贾：确实是这样。现在，绝大多数人仍把这种考虑看作是“阴谋论”而嗤之以鼻。但我感觉到，美帝国主义早就制定了一种把中国变成新型殖民地的战略，并通过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发动了隐形的“经济学战争”。在美国通过经济学毒害中国人的问题上，我相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醒悟过来，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经历了这种过程。例如，美国高盛公司的高级顾问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时，中国知识界对这种提法一片欢腾，我当时对“北京共识”的提法也是欣赏的。但我在2006年1月发表《中国经济学革命论》后，通过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发现中国面临着严重困境。我发现，“北京共识”提出之时，正是中国各种尖锐矛盾开始爆发之时。因此，在2006年春夏之交，我忽然意识到，所谓“北京共识”极可能是外国人忽悠中国，使我们忘乎所以，从而对严重困难的根源视而不见，并继续使中国人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错当为“北京共识”坚定地推行下去。例如，在“北京共识”提出后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弥漫着一种虚妄的“中国已经崛起”、“中国正在崛起”或者“中国将要崛起”的极度乐观情绪。但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中国崛起”这回事，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动荡的前夜，中国老百姓就要受苦了。按照我对经济思想史和发达国家经济崛起历史的研究，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是与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背道而驰的，如果不改变这种模式，中国将来不仅不可能崛起，反而将会进一步滑落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我把这种猜测和警告在2006年秋天写进了某杂志对我的访谈中，但该杂志不同意我的一些观点，没有发表这个访谈。这个访谈就一直放在抽屉里，直到2008年，才由《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创刊号登载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后知后觉者，最近看到杨斌在《乌有之乡》上的文章，他说他在2000年出版的《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就揭露了美国倡导新自由主义特别是金融自由化是出于其国家利益，是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战而有意布下的陷阱。可惜，我至今还没有看过他的这本著作，但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
陆：按照你的这种说法，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一场“经济学的战争”，其目的就是通过新自由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中国人洗脑？
贾：是的。你知道，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有句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但亨利·基辛格还有一句潜台词没有说出来，“如果你控制了对方的思想，你才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石油和粮食。”畅销书《金融帝国》的作者赫德森指出，美国金融和垄断利益集团通过给大学和研究机构捐助，将理论的传播过程完全变成了洗脑的过程，正是这样的洗脑工程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推向了崩溃和瓦解，其中最成功之作就是通过控制苏联决策者的头脑，兵不血刃第瓦解了前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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